印尼放宽对哈萨克斯坦公民签证要求

长久以来，海珠区那些逼仄小巷一直吸引着中国的打拼一族，比如来自中国中部产茶山区的纺织工人谢潘（音）。 海珠区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之一，工人宿舍和纺织厂坐落于色彩明亮的建筑之中，这些建筑间距很近，邻里之间从窗口能握手。这里曾经只有散落的村庄，但随着中国几十年前开放经济变成了制造业中心。政府承诺放宽管理，让人民追求自己的抱负，涌入海珠区的无数人正是为此而来。 去年，谢潘踏上了希望之旅，与其他来自湖北的工人一样，在南方大都市广州这个人口稠密区定居下来。他们在嘈杂的工厂中辛苦劳作，忙于制衣或是兜售家乡名小吃热干面。但几个月前我见到他时，他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由于经济放缓，他已经两周无家可归，后来才凑钱以每月800多元的价格租了个10平米见方的单间。 “不是人人都有活干，”31岁的谢潘当时说道。他讲话轻声细语，由于常年在缝纫机前劳作而变得驼背。“没法一觉睡醒就去找工作。太累了。”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后来情况变得更糟，严格的新冠封锁让工厂停工，面馆纷纷关门。到10月，谢潘被隔离了近一个月时间。 几周后，海珠区的民怨爆发了。当周末全国各地爆发反对新冠清零限制的抗议，数以百计的工人在周二违抗封锁规定，冲上海珠区街头，要求解封。他们拆除了街上的路障，还投掷玻璃瓶。当穿着防护服的警察穿过街巷，用警棍敲打盾牌时，他们喊道，“解封！” 这次爆发有力说明了世界上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如何颠覆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正在扩大中共对民众的控制，其程度更甚于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将新冠“清零”的成功与他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捆绑到一起，强制“清零”已经压过自由开放精神的培养，哪怕后者正是让海珠区以及整个中国生气勃勃的原因。 这种转变撕毁了党与人民长期以来达成的社会契约。在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的民主示威后，北京达成了一项不言而明的交易：人民要以限制政治自由为代价，换来生活的稳定和舒适。 但如今，这种稳定和舒适都受到了损害，限制却不断加码。据一项统计，11月下旬，近5.3亿人——也就是总人口的近40%——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则因耽误救治丧生。 中国的安全机器已经开始镇压反对“清零”的示威活动，这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为广泛的抗议。全国各地的警方都在拘捕和威胁参与者。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回应这些抗议，但也试图通过放松限制来平息公愤，包括广州的部分解封。 但即便习近平能掩盖这些不满情绪，抗议所揭露的幻灭感可能依然存在。“清零”本身就已经表明，党能够且将会轻易和肆意地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颐指气使动摇了他们不断进步的期望，也打击了他们冒险的抱负和意愿。 这种转变在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广州及毗邻的深圳可能表现得最为深刻。中国的市场改革正是从这里起步。今年早些时候，我与一位同事在该地区待了两周，以了解正在改变的社会契约如何助长了不满、放弃和焦虑——这些情绪都与习近平提倡的民族复兴必胜愿景南辕北辙。 谢潘上个月解除了隔离，就在冲突爆发前。他逃离了广州，不确定是否还会回来。“广州这个地方，确实，能不去就尽量不去。” 渺茫的希望 这一地区的吸引力在于它能给所有人希望。这里有农民工能去的工厂，有想一展手脚的程序员能去的科技大厂，还有给创业者的商铺。只要有坚韧和干劲，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谢潘去年搬到广州，希望赚到更多钱。但当他来到这里，却发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 由于经济放缓和封锁抑制了人们购新衣的需求，许多工厂已经减产。每天早上，谢潘都要挤过几乎密不透风的求职人群，与工厂老板就越来越低的计件工资讨价还价，这种工作包括给衬衫缝制下摆，或是给裙装打褶。8月时，如果有收入，他每天能赚到两三百元，但他听说疫情前别人的收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