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强与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合作

一串串线辣椒晾挂在青海循化县村庄，村民抓住好天气赶忙晒椒，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辣椒产业，2.5万亩的线辣椒田错落黄河谷地，不只是青海省，在脱贫战略下，中国椒业如野火燎原般在28个省（区、市）遍地开花。 仅管辣椒在明朝末年才传入中国，400多年后，辣椒种植面积在中国蔬菜排名中位居前列，2021年中国的辣椒种植面积占全球36.72%，目前年种植超过3000万亩，近10年面积增长30%左右，小辣椒走出扶贫之路，却也深陷“毒辣椒”泥沼。 今年8月西班牙在中国辣椒粉检验出高风险农药陶斯松（又称毒死蜱），这一年多来，台湾食品药物管理署也频频在中国出口的辣椒干和辣椒粉发现克美素（又称矮壮素）、殴杀斯（又称恶霜灵），农药违规问题层出不穷。 揭开毒辣椒秘辛 台湾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凤山分所蔬菜系研究员兼系主任王三太说，这三种农药在台湾法规中都不允许在辣椒使用，克美素是一种矮化剂，属于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后植株的节间会缩短，增加开花数，等于是产量会增加，台湾只合法使用在盆栽菊花的高度调节与葡萄萌芽后施用，其他作物都不能使用；殴杀斯为杀菌剂，台湾仅推荐应用在苋菜的白锈病、马铃薯的晚疫病，以及胡瓜等葫芦科蔬菜的露菌病和葡萄的露菌病防治；陶斯松属于有机磷剂，普遍被视为剧毒农药，台湾的政策是逐年减少它可使用的范围，并未核准在辣椒使用。 从农药检出清单，不难看见浇灌中国辣椒产业的“得力助手”，过往台湾食药署曾在中国出口的辣椒干和辣椒粉检出三赛唑（又称三环唑）、芬普尼、普克利（又称丙环唑）、三落松（又称三唑磷）、爱杀松（又称乙硫磷）、扑克拉（又称咪鲜胺）、克凡派（又称溴虫腈）等农药残留，不只是超标，而且许多农药是台湾规定不得在辣椒中检出。 根据官方数字，河南柘城的辣椒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有20万人从事辣椒产业，带动3.6万人稳定脱贫。程明（化名）是柘城辣椒制造商，熟稔种植到加工各个环节，他坦言，“关于农药使用和残留量标准，以朝天椒来说，它无法百分之百符合台湾法规，台湾和中国的法规和检测标准差异非常大，中国达不到台湾要求的标准，其他比较大的辣椒品种，农药残留能过，但是辣度相对来说差一些，而且价格比朝天椒要高。” 王三太认为，农药残留不但涉及各国的管理法规，也牵涉执法程度和守法程度，台湾的法规在国际上相对严格很多，有些标准比美国、日本还要高，如果中国辣椒要出口到其他国家地区，必须与国际容许标准接轨，其实中国市场对辣椒的需求量很大，一个有良心的政府应该要为消费者好好把关。 “辣椒之于中国大陆人民，就好像洋葱之于印度人，大白菜之于韩国人，那么重要。”王三太这么打比方，“他们的市场需求端很强，举例来说，像是克美素，台湾几乎没有人这样用，中国农民为了增加产量投药，可见他们追求丰产的心态和作法是很积极的。” 当毒辣入侵人体 以辣椒中残留的农药来看，健康风险不容轻忽。毒理学专家、台湾中原大学生物科技学系副教授招名威指出，克美素是一种油溶性农药，容易累积在脂肪组织，特别是生殖系统的脂肪里面，所以容易造成发育性和生殖系统的伤害，例如不易受孕、胎儿不健康等状况。 陶斯松对健康的危害早已浮出台面，招名威说明，这种有机磷农药不只会对肾脏造成伤害，也会影响神经系统，因为它是油溶性又带磷，很容易进入神经系统、大脑的脂肪组织，所以在喷洒陶斯松的时候，或是不小心吸入或摄入高剂量，通常会出现头部或神经问题，比如说头疼、视力模糊、癫险或昏迷等症状。 事实上，陶斯松引发的环境和健康争议，退场已成国际趋势，2020年欧盟全面禁用陶斯松，2021年美国也宣布所有食品将禁止使用陶斯松，台湾则将于2024年4月起全面禁用，虽然中国从2017年起禁止陶斯松在蔬菜上使用，这几年中国出口到台湾的农产品包括辣椒、菊花、孜然、薄荷、吉林人参等都曾被检出陶斯松残留。 毒辣椒甩不开滥用农药弊病，招名威表示，中国农村受限于教育和科学普及薄弱，基层农民往往不懂如何安全用药，或是对农药的危害认识不足。王三太认为，农药商的质素也是问题之一，有些只想推销农药，甚至换了名称、重新包装，对农民来说，农药安全意识没有那么高，用了效果好又增产，因此出现不当用药情形。 辣不死的病虫害 中国辣椒常出现农药残留，甚至是单一产品有多重农药残留，这也意味着病虫害威胁突出。招名威分析，“每种农药针对的病虫害不同，辣椒的农药喷得很复杂、喷得很多，反映出环境状况不好，生产条件不好，不同病虫害、细菌、霉菌不断破坏农作物，所以他们必须在同一个农作物喷洒各式各样的农药，防止病虫害发生，为了确保产量。” 从农药残留投射出哪些辣椒病虫害？王三太指出，芬普尼、克凡派属于杀虫剂，可能用于蓟马、蚜虫防治；欧杀斯和扑克拉为杀菌剂，针对真菌性病害，国外将欧杀斯应用在炭疽病控制，普克利也是杀菌剂，理论上可能用在辣椒的立枯病，不过，一般来说立枯病是在苗期防治，到了成熟期理论上不会使用，如果成株还验到普克利残留，可能不单是防治立枯病，还有其他病害。 至于有机磷系农药，王三太说，陶斯松是广效性的杀虫剂，基本上鳞翅目害虫如斜纹夜盗虫之类，会用到有机磷农药；爱沙松是杀螨剂和杀虫剂，从半数致死量（LD50）的指标来看，也就是在动物实验中能让半数动物死亡的剂量，数值愈低代表愈毒，陶斯松LD50是82，爱沙松LD50是13，爱沙松比陶斯松还要毒。…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相关人口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的初婚人数已连续第九年下降，相比2013年甚至减少了大约一半。而在全国三十一个省份中，仅有约三分之一地区的新出生人数多于死亡人数。中国人口结构如此异动的症结何在？ 中国步入高龄社会之际，结婚生子的人数却越来越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2年，中国初婚人数首度低于1100万人，比9年前的峰值少了一半以上（55.9%）。最近的人口普查年鉴也显示，中国的初婚平均年龄在10年内推迟了4岁：人们从2010年的平均25岁第一次结婚，到2022年则是近30岁（29岁）才首度进入婚姻。 22岁来自广州的Chelsea Yao现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读硕士。她说，两年疫情之后感到“很迷茫”，不再期待找到相爱的另一半。她甚至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些恐婚：“看来平静的家庭，其实父母有很多矛盾。婚姻到最后就是大家过日子，等我们长大可以察觉到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婚姻是这样的，心里会有点觉得没必要”。 Yao表示，她除了对异性没有什么相处之道，也感觉与其“把情绪放在另一个人身上”造成负担，“不如专注自己想做的事”。 而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上，舆论环境也放大了男女对立的思想。她今年暑假回了趟中国，看到大街上满满都是人、行色匆匆：“大家也不会关心彼此在干什么，彼此之间挺冷漠的 ……，可能就是忙一个谋生吧。 大部人不太清楚自己的理想，只是为了正常社会运作而运作”。 针对当前中国初婚人数下降的问题，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人口专家彭秀健认为，除了适婚年龄人口减少外，中国年轻人追求个人自由及价值的实现也是一大因素。彭秀健表示，即便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传统家庭的婚姻观念，但全球现代化、网路及媒体社交平台如此发达，难以改变年轻人开放自由的思想。此外，中国独生子女习惯于小家庭，以及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远高于男性、乡村男性又找不到女朋友等相关问题，也是中国初婚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国自1970年代施行一胎化政策，后在1980年代放宽了农村及少数族裔地区的生育条件，如果夫妻头胎是女儿，当局允许怀第二胎。而近年来，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保持适度人口及劳动力规模，中国政府在2013年起允许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在2016年把二胎政策推行到所有结婚夫妇；2021年，当局还透过取消社会抚养费、给予婴幼儿照护补助等措施，鼓励夫妇生育三胎。 不过，人口专家彭秀健指出，这种以金钱刺激生育的效果非常有限。中国的总生育率（一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字）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1.6至1.7之间徘徊，但在2022年却降至1.18。 现年28岁的郑芮昕自小在西安长大，直到念研究生才来美国，并在维吉尼亚州结婚定居。她认为，虽然经济基础、生活是否稳定是许多人决定生育的条件，但能否拥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在中国就“并非是鼓励生二胎或其他政策，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彭秀健举例说，澳大利亚除了本身是移民国家外，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这其中，较为弹性的工作机制也是澳大利亚妇女生育率能长期维持在1.6-1.8之间的原因。澳大利亚《2009年公平工作法案》（The Fair Work Act 2009）规定，如果父母因照顾学龄或更小孩子，并在同一雇主工作至少十二个月，就可以申请灵活的工作安排，包括工作时间、模式和地点的变更等。“但在中国，目前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提出这样的政策”。 彭秀健表示，中国盛行的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以及教育环境内卷严重等，也让年轻夫妇难以在庞大的工作压力下，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及精力考虑生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