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圭蒙得维的亚——2021年3月8日凌晨，一艘装有船外机的小充气艇偷偷驶入这个乌拉圭最大的港口，丢下一名奄奄一息的渔工，然后快速离开。
渔工名叫丹尼尔·阿里托南（Daniel Aritonang），是个二十来岁的印尼人，此前在中国鱿钓船“振发7号”（Zhen Fa 7）工作了一年半。如今，几乎全无知觉的他被抛弃在码头边，两眼淤青，体侧布满瘀伤，脖子上有勒痕，手脚肿胀得像瓜一样大。
急救人员把阿里托南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当地口译员雷耶斯（Jesica Reyes）被叫来帮忙。她赶到时，阿里托南还在救护车停靠站，他告诉雷耶斯，自己被打过、被掐过而且挨饿多日。医生带他去急诊室时，他哭了起来，浑身发抖，“求求你，我的朋友在哪里？”他哀求着，然后声音低了下来，“我很害怕。”
蒙得维的亚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向来深受中国鱿钓船青睐。近年来，数百艘中国鱿钓船瞄准了南美洲东南沿海储量丰富的公海渔场。这些船通常选择到蒙得维的亚加油、维修和补给，一部分原因是巴西、阿根廷和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其他备选港口要么过于昂贵、要么对其关闭。
中国渔船上的许多船员都是印尼人。如果他们在抵达蒙得维的亚时死亡、受伤或生病，港口官员便会联系雷耶斯——她是当地寥寥几个会说印尼官方语言的口译员之一。雷耶斯常被请去与逝世船员的家属协调相关事宜。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平均每两个月就会有一具尸体被丢在这个港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鱿钓船。
阿里托南在振发7号的工作，让他加入了全球迄今为止可能规模最大的海上作业。在世界对海鲜日益增长且索求无度的需求推动下，中国在公海大幅扩张势力范围，远洋船队船只多达6500艘，是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的两倍多。而且，中国如今在世界各地持有或运营90多个港口，并且买到了许多政治忠诚度，特别是南美和西非沿海国家。毋庸置疑，中国已是全球的海鲜超级大国。
但中国卓越的海上地位，显然价格不菲。债务劳役、人口贩运、暴力、刑事疏忽和死亡屡见不鲜。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采访过116名曾于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间在中国远洋船上工作过的印尼船员，约97%的人称有过类似债役的经历，或是被没收过保证金和证件，58%的人说看到或经历过肢体暴力。
美国华府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环境保护项目主任尤泽尔（Sally Yozell）表示，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不仅较少回应与劳工权利、海洋保育有关的国际法规和舆论压力，而且渔船和加工厂的作业也较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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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发7号于2019年8月29日自中国山东省石岛港启航，随之前往韩国釜山港接印尼籍渔工登船。中国的秋季捕鱼季通常始于8月最后一周，每年有2万多艘渔船在这期间下水。
阿里托南费了很大力气为自己争取到一份船上的工作。2018年高中毕业后，找份工作并不顺利。当时印尼全国的失业率高达5.5%，青年失业率更超过了16%。所以，当朋友安哈尔（Anhar）提议一起出国在渔船工作时，阿里托南同意了。亲友们对这个决定感到讶异，因为船上工作繁重，报酬却少。可这好歹也是份工作，而他和安哈尔都迫切地需要工作。“面试时他们问我有什么技能，”安哈尔回忆他为什么要上渔船工作时，说道：“老实讲，我什么技能都没有。”
2019年夏天，阿里托南和安哈尔联系了位在中爪哇省的船员招聘公司”海洋方舟”（PT Bahtera Agung Samudra），并受指示前往直葛市。在海事领域，这些机构负责为渔船招工，处理工资单、工作合同、办理机票、港口费、签证等一切事务。他们缺乏监管，虐待事件频传，还与人口贩运有关。 (根据政府记录，”海洋方舟”没有经营许可；该公司也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接下来两个月，两人便在直葛市等待录取结果。手头逐渐拮据的阿里托南通过脸书私讯朋友努格拉哈（Firmandes Nugraha），借钱果腹。努格拉哈力劝他返乡，还提醒他：“你连游泳都不会。”工作安排终于来了，阿里托南9月2日在脸书上传了一张他和其他印尼籍渔工在釜山准备登船的照片，配文说：“一群底层小人物，期待着成功灿烂的未来。”
就在那天，阿里托南和安哈尔登上振发7号，开始了横跨太平洋的航行。船上共有30人，20名中国人，其余10人来自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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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远洋捕捞业由苏联、日本和西班牙等三国主导。苏联瓦解后，船队规模缩小，同时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使得渔业成本变高。就在这一期间，中国掷入数十亿美元资金打造船队，以新技术跻身这个利润丰厚的产业。中国也企图藉由在海外建造自己的加工厂、冷藏设施和渔港等，强化其自主权。
投资取得了空前成功，中国现在无疑已经成为全球海鲜超级大国。1988年，中国捕捞渔获总计1.98亿磅；2020年增长至500亿磅。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对中国而言，庞大船队的巨大价值远远不只在于维持海鲜超级大国的地位。对内，它帮助国家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喂养国内人口；对外，船队有助于开发新的贸易航线、展现政治实力、强调领土主张，并加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分析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人士表示，由单一国家掌控一种全球资源，而且是海产品这样的宝贵资源，会造成危险的权力失衡。海事分析家和海洋保护者则担心，中国正在以破坏全球食品稳定、侵蚀国际法律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的方式，扩大海洋影响力。
全球海事安全顾问公司I.R. Consilium的 CEO 拉尔比（Ian Ralby）表示，“从事破坏性捕捞活动的国家很多，但中国格外不同。它的船队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被用于地缘政治的野心。”他指出，“没有其他国家在这个行业有如此高比例的国家所有权，没有其他国家用法律要求渔船积极收集并向政府提交情报，也没有任何国家如此积极地入侵他国水域。”
中国实现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恰逢全球对海鲜产品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去50年来，全球海产品消费量增长超过5倍。通过冷藏、引擎效能、船体强度和雷达等各方面的技术精进，以中国为首的海鲜产业满足了这些大众需求。此外，卫星导航也彻底改变了船只在海上航行的时间与距离。
今天的商业捕捞技术如此精进，与其称之为技艺，不如称之为科学；与其说是捕获，不如说是收割。参与这样的竞争需要知识技能与巨大的资本储备，这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匮乏之处。但中国二者兼备，而且还有强烈的竞争意愿与必胜决心。
中国主要靠国家补助来扩大船队规模，截至2018年，每年的投入已达7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渔业补助提供国。这些投资大部分用于燃料和打造新船。海洋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补贴对产业有害，因为船队规模或效率因之增强，导致原已减少的渔业资源消耗更甚。
中国政府对船队的支持至关重要。国家地理杂志原始海洋项目的主任萨拉（Enric Sala）表示，如果缺少政府补助，全球超过一半的公海捕捞活动将无利可图，其中又以鱿鱼捕捞的利润最少。
中国还为船队提供后勤、安全和情报方面的支援。例如，中国会向船队发送全球主要鱿鱼聚落的规模与位置的最新消息，使这些渔船能够协调作业。
2022年7月，加拉帕戈斯群岛以西海域，记者正在观察大约260艘作业中的中国鱿钓船。所有船突然间以几乎同步的速度起锚，并向东南方航行一百英里。海事监测组织“天窗”（Skylight）的主任施密特（Ted Schmitt）告诉我，“大多数国家的渔船通常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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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年，法外汪洋项目（The Outlaw Ocean Project）的一组记者针对全球海鲜供应链中的劳动状况、人权侵害和环境犯罪等进行了广泛调查。中国远洋船队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又以凶狠着称，因此成了这项调查的焦点。记者分别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南太平洋、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南大西洋、冈比亚附近的大西洋和朝鲜半岛附近的日本海采访船长和登船探查。
登船采访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揭露了大量违反人权和迫害劳工的模式，包括债务劳役、扣留薪水、超时工作、殴打渔工、没收护照、限制及时就医以及因暴力而致死的事件。在许多中国远洋渔船上，渔工的日常工时长达15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船舱住处狭小封闭。受伤、营养不良、患病和遭到殴打屡见不鲜。
2022年2月，在海洋保护组织“海洋守护者”（Sea Shepherd）促成的一次行程中，记者应邀登上一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作业的中国鱿钓船。船长同意让记者在船上自由活动，只要报道中不提及船名即可。
鱿鱼船作业期间，最繁重的工作总是在夜间。几百个保龄球般大小的灯泡悬挂在船舷两侧的支架上，用来将鱿鱼从深海中诱出。
船上此时的气氛犹如水中炼狱。船身两侧各挂有大约50个“鱿钓机”，每个钓机都是用自动卷轴操作。甲板上的渔工每人同时负责监控2至3个卷轴，以免卡住。这些渔工的牙齿因为长期吸烟而泛黄，皮肤呈现病态的蜡黄色，由于锐利的设备和总是处于潮湿状态，他们的双手肿胀又伤痕累累。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