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政府谋求人工智能安全监管 制衡中国滥用风险

由英国主办的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11月1日登场。其中,最受争议的是中国受邀与会。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刚在10月30日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行政令,被视为是向世界提供了不同于中国威权模式的人工智能替代方案。

综合法新社与路透社报道,全球28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科技高管等出席了本次峰会,讨论如何控制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中国除派出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吴朝晖外,中国科学院、 阿里巴巴及腾讯等也有代表出席。吴朝晖在会中称,希望与国际伙伴合作管理人工智能的监督。

外界注意到,英国首相苏纳克10月下旬曾表示“中国是否参会尚不确定”,而最终中方接受了邀请。据日本共同社指出,英国政府认为,邀请拥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中国参会能使讨论更加深入。一些国家把中国在网络等领域滥用人工智能视为威胁,而英国政府通过提供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就安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对话的平台,也意在制衡中国。此外还认为这会使峰会更有意义,并提升主办方的声誉。

先前,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和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批评了邀请中国参与峰会是无视安全威胁,并且中方遵守协议的纪录向来不佳。英国政府则辩称,这是考量到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还有,路透社周三援引出席峰会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表示,人工智能有潜力制造“对人工智能配制的生物武器的网络攻击,规模超出我们之前见过的范围,可能危及数百万人的生命”。根据她的办公室发布的演讲摘录,她说:“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必须迫使我们对未来应形成一个集体愿景。”

路透社续称,在哈里斯发表讲话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对可能对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卫生或安全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更大的监督。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奇卢库里(Vivek Chilukuri)认为,行政令旨在于峰会前重新确立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领导地位,并和中国基于大规模监控及社会控制的威权主义的人工智能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在向世界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为期两天的峰会上,哈里斯还将表示,30 个国家已同意签署美国发起的国家军队使用人工智能的政治宣言。

另据法新社指出,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能够在不阻碍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科技巨头创新的情况下定义保障措施。与英国不同,欧盟和美国选择了监管道路。

在峰会召开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部长勒梅尔、哈贝克和乌尔索曾在罗马举行会晤后,呼吁在欧盟层面上对人工智能进行“创新友好型”监管,以减少损害欧洲创新能力的不必要的行政负担。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认为,未来欧盟人工智能相关法律的制定必须“基于风险”。鉴于国际竞争,必须进行“战略协调”。

法德意三国经长一致强调,欧盟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欧洲有许多比美国科技巨头更好的公司。但必须加快速度,否则欧盟将失去这个市场。 

三位部长已于今年6月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会晤,当时讨论的是关键原材料的采购问题。下一次此类会议定于明年初在巴黎举行,主题将聚焦绿色技术。

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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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华人三年疫情之后重返中国:反向文化冲击

奥斯汀 — 去年12月,中国政府突然放弃了持续近三年的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但当时前往中国的机票仍然十分昂贵,中国本土也出现了一波感染高峰。对于许多旅居北美的中国人来说,直到近几个月才有机会回到阔别了许久的故乡。经历了三年疫情,中国产生的变化让他们感触颇深,甚至有了反向文化冲击的不适应感。 外国游客减少,机场空荡荡 在休斯顿从事国际贸易的李满原本每年都要去中国五到六次,但因为疫情时的防疫政策和香港反送中运动后的政治考量,有三年半的时间没有回中国。6月底,他到中国出差三周,去了上海、宁波、杭州、深圳等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原本都有不少的外国企业,外国商人和外国游客,但三年半后,他明显感觉到外国人变少了。和中国的同行交流时,对方也表示,外国人对于来中国做生意的兴趣也有所降低。 他告诉记者:“我遇到的所有网约车司机都说今年生意还不如去年封城的时候。他们之前还是经常能拉到外国乘客的,现在没有外国人。” 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自媒体博主弘哥时隔五年后,今年3月份回中国,在北京和天津待了一个多月。首都机场的冷清是他这次回国之旅的第一个震撼。 “首都机场的T3,我18年回国的时候,什么快餐店啊,免税店啊,是很热闹的,”他告诉记者:“这次一下飞机,是真地觉得没什么人。而且我下飞机时间是下午四点多,应该是比较忙的时间段。免税店也冷冷清清,稀稀拉拉,没什么人买东西。” 在奥斯汀经营餐饮业的华裔金先生这次回中国探亲,发现上海不少由外国人经营了好多年的餐厅、酒吧、咖啡馆都关门了。“有些餐厅我去了好多年,也认识老板。去年上海封城的时候就走了不少;封城结束之后,又走了不少。” 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今年第一季度通过旅行社访问中国大陆的游客仅有5.2万人,仅为2019年第一季度访问大陆人数的1.4%。来自欧美、日韩等国家的游客数量大幅度下降。 根据航班管家发布的最新一期民航运行周报,2023年第29周,中美航班只有24班,恢复率只有6.4%,中欧航班的恢复率只有48.5%。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在半年工作会上指出,国际航班客座率仅为67.5%,低于疫情前12.4个百分点。 经济萧条,消费两极分化 这次回国,弘哥注意到不少零售业店铺都生意冷清。商场里几乎只剩下餐饮业还在经营。与其同时,服务业的态度越来越好了,提供的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了。“我们订了家夜总会,后来一看比较远,也不知道怎么去,就打电话说不去了。但对方经理立刻说他们可以开车来接。“到达夜总会之后,弘哥看到有些区域连灯和空调都是关的,因为客人少,要省电费。” 他在北京的一家度假村住了两天,发现客人寥寥无几。但每到深夜,都有一群设备齐全的主播来到度假村进行直播。度假村允许他们使用村内设施做直播的背景,而度假村则通过这种方式来招徕客人。他感慨说,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地在想办法,想找到一条出路。很多餐馆也有服务员在门口直播招徕生意。 时隔五年再回上海,金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连南京路都没什么人了。除了高档商圈的奢侈品店依然要大排长龙之外,便宜的小吃店和大排档也是人满为患。但那些中档的商场,娱乐场所等却有些冷清。 李满也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呈现了两极化。一线城市的高级商场生意很好,他从事金融业的朋友表示几乎没有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但一线城市郊区,二三线城市的商场生意就很差。“宁波一些稍微偏僻的商圈原本人气很旺盛,现在沿街商铺饭店都没什么客人,夜市这些便宜的地方很火”,他告诉记者。 因为工作需要,他在沿海城市看了六七家工厂,只有一家过去三年生意变好,其他几家生意都大幅度下降。工厂老板原本都幻想防疫政策放开之后情况会变好,但今年放开之后,业绩依然继续下滑。有国家支持的工厂尚能维持,但中小企业却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他说这些小工厂“在缩小规模,减少员工,不会做长期打算,不像以前那样会考虑加生产线。” 生活便利,但隐私堪忧 居住在加州湾区的科技行业从业者Tony今年6月回中国出差,中国外送行业的先进让他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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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视界:对习不满和失望,中国当下社会情绪处于某种临界点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