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连年下行　基层网格员仍在扩充

呼吁就核武削减进行新一轮的国际谈判，而且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之外，也应该要纳入中国 朔尔茨在柏林的一场宗教活动上表示，其他几个国家已经扩大了核武库，开始新的军备控制将变得十分重要。他补充说，防止伊朗生产可能有助于制造核武器的铀依然是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去年全球拥核武国的库存量些微增加，其中大部分增加的库存量来自中国。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中国将其库存从350枚核弹头增加到410枚；不过整体来说，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仍然拥有近90%的核武器。 SIPRI所长丹·史密斯（Dan Smith）指出，在经历了逾30年的核武削减，这一进程可能即将结束。他补充说：“中国正以世界强权之姿崛起，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朔尔茨强调，核武器对人类构成了生存威胁，因此有“立即义务”尽一切可能确保核武器不被使用。 五角大楼估计中国到2030年的核弹头数量将大幅成长至1000枚、2035年将拥有1500枚。 中国一直拒绝承认其核扩张的规模，并对此回应称中国一直坚持自卫防御和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美国政府多次呼吁中国加入美国与俄罗斯新的军控谈判，然而北京仅表示欢迎美俄对话，但对“所谓三边军控对话”不感兴趣。北京对与华盛顿展开双边谈判也无实际采取行动的意愿。 五角大楼负责核事务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说，如果北京不愿与华盛顿直接打交道，它可以通过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原料的储备情况以展现某种透明度，但中方已经停止这么做了，这令人担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赵通先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考虑到中国埋头发展核武的同时又不提供相应的透明度，在美国看来完全是一个“上不封顶”的过程，这样下去很有可能激化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进一步滋生中美关系的整体敌对情绪。 来源：VOA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来源：VOA

法国《世界报》上海通讯员西蒙·勒普拉特（Simon Leplâtre）周四在该报网站上刊发文章指出，李克强的职业生涯中非常突出的是，面对中国一号人物习近平，总理的职位没有了影响力 勒普拉特写道，今年三月份才卸任的前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周四火化。当天，中国所有官方建筑都降半旗，悼念这位一周前因心脏病去世的前总理。 中国官方媒体播放的画面显示，习近平主席向李克强的亲属表示哀悼。李克强在去世一周后火化，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对这位前中国二号人物的悼念结束了。 勒普拉特表示，中国官方对李克强的悼念是简朴的，在李克强在任期间，他的作用被强大的领导人习近平给缩小了，李克强逐渐沦落成了一个管理人员。 勒普拉特写道，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自然要比对党国元首的悼念比如对江泽民的悼念活动要简朴，江泽民2022年年底去世后的葬礼待遇是国葬，而且习近平还发表了悼词。 但是，对于在习近平阴影下担任总理的李克强、对于一位在八个月前仍然在任的领导人来说，媒体的低调程度让很多想要向“人民的总理”致敬的中国人感到不合适。连日来，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李克强的位于安徽一个村子里的祖屋和位于合肥的故居，以及他曾经任职的河南和辽宁两个省份，摆放菊花悼念。 勒普拉特表示，中国人对前中国二号人物的致敬也是一些人表达对一号人物习近平不满的一个机会。自2012年底上任以来，习近平逐渐控制了所有的权力杠杆。在李克强过世后广为流传的一个视频是：李克强在讲话中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就像长江黄河不能倒流”。这句话是在2022年说出来的，当时，中国已经关闭了边境两年半的时间，而且还在加大封锁的力度，这句话似乎是痴心妄想，而且中国网民今天再说这句话，也是没有幻想的。 “一首悲伤的歌” 勒普拉特继续写道，李克强是1949年以来影响力最小的中国总理之一，他之所以让众多的中国人悼念，似乎不是因为他所做出的事情，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东西：他是一位开放的领导人，相对亲民，并且支持私营企业。前上海政法大学副教授、后来流亡智利的陈道银说：“中国人尊敬李克强，不是因为他做得好，而是因为剥夺他权力的习近平做得不好。”陈道银还说，这是中国人表达悲痛、表达对国家未来无奈的方式，以及表达对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六亿中国人的同情。2020年，在习近平庆祝中国消除了严重贫困后几个月，李克强说，还有6亿中国人他们每月的生活费不足1000元，这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勒普拉特指出，李克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精通英语，在中国的背景下，他被认为是相对自由主义的。他曾试图进行有利于企业的改革，但结果并不都是成功的：比如，他曾通过推广在线金融来促进私营领域的融资，但却惨遭失败，数百个金融平台一夜之间破产，让储户丢了存款、对当局感到愤怒。在李克强的任期内，他的权力逐渐并最终被剥夺，特别是被习近平直接领导的“经济工作组”所接管。”陈道银还表示，“可以说，李克强是在悲伤的歌声中结束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最后一位领导人”。 在文章的最后，勒普拉特指出，中国人对前总理李克强的悼念受到了当局严厉的监控。 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