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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8月28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针对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被美方无理盘查遣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无理扣留、盘查、遣返中国留学生，还对中国留学生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出于政治目的滥施打压迫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汪文斌指出，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社会根基，学术教育与科技交流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口口声声说支持两国教育等领域的人文交流，欢迎中国留学生，但实际上却仍然延续上届政府的错误做法，滥用国家安全概念，限制和打压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或研究，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中美正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的氛围。 　　汪文斌强调，中方敦促美方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到实处，撤销充满偏见歧视的10043号行政令，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赴美留学人员。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提醒赴美留学人员警惕相关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检察官近日宣布一中国留学生被控签证欺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在缺少证据和根据的情况下对3名入境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扣留、盘查并遣返。 来源：News.Youth

据本台驻华记者斯特凡·拉加德 (Stéphane Lagarde) 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持并表示：当务之急仍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因此要维持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但这一政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年九月的一份报告中却受到了部分谴责。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发表的讲话节选，中国国家主席再次强调维吾尔自治区的“反恐、反分裂”、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和“遵守法律”仍然是重要任务。以 2009 年的骚乱和随后的镇压为标志。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人口的搬迁仍将继续。 新疆自治区学校原来教授维吾尔语的课程现已改为教授普通话。 来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年轻人经常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名义被送到中国东部沿海的工厂。 结果据法新社回溯说，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现在占新疆人口的 41%，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汉族人口仅为 20 万。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年来第二次造访中国西部新疆。 习近平曾宣称新疆是“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主要枢纽”，并称赞“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使中国加快了基础设施领域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与亚洲和非洲。…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结束访问南非回来后直奔新疆考察，强调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学者分析，习近平是在为中国”向西发展”找活路。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结束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未回北京，先前往乌鲁木齐听取工作汇报。习近平在会中强调，新疆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要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十三个月内二度访疆  习重申维稳居首位 习近平指出，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的统筹结合，结合“反恐反分裂斗争”与“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习近平还说，要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效治理非法宗教。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习近平并指示，要抓好对外开放工作，加快“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使新疆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要加强正面宣传，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批驳各种不实舆论、负面舆论。要加大新疆旅游开放力度，鼓励国内外游客到新疆旅游。 陪同习近平出访南非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交部长王毅，也出席在新疆的汇报会。这是继去年7月，习近平13个月内二度考察新疆。再前一次则是在时隔8年的2014年4月访疆。 学者：习近平视新疆反恐为重大政绩 习近平去年考察新疆时，指示必须围绕社会稳定，做到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将新疆建成开放型、“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前沿，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等。习此次在新疆讲话并无太大新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侍建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境内外对新疆情势解读南辕北辙。从境外看，习近平对新疆采高压统治、网格化监控，形同警察国家。可是从中国境内看，自认治藏是非常大的成就，尤其从习近平角度看，会认为可能是他过去十几年执政最大的功绩之一。 侍建宇说：“习近平第二任期，可说在陈全国的执政时（新疆问题）做了完全的解决， 从 2017年之后，按照中国的说法，新疆就再也没有所谓的暴恐袭击。他（习）认为这个功绩必须持续下去。” 中美对峙 新疆成为习”一带一路”向西发展据地？ 侍建宇提及，十年前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准备“往西发展”，回应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时没有料到特朗普、拜登上台美中关系愈加恶化，新疆治理问题更形重要。首先要让新疆的经济能活络起来，让新疆的安全不要有问题。 侍建宇说：“他这次去南非金砖会议后，有可能他这样的感觉更深刻，所以回程途中特别再去新疆绕一下。他认为，如果中国往东边没有办法跟美国继续好好地发展贸易或者合作下去，往西边是他唯一的出路。而往西最原始根据地就是新疆。新疆如果能安全（地在贸易上有）发展，等于中国有另一条出路，这是他的设想。” 海外维吾尔人：中国是在新疆殖民…

从本周三（8月30日）开始，中国将不再要求入境旅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本月发布的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清零”政策的突然取消可能导致随后两个月内近200万人超额死亡。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本周三（8月30日）开始，中国将不再要求入境旅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这是中国在2020年3月关闭边境三年之后重新向世界开放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8月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中国于今年1月结束了对本国公民从国外归来的强制隔离要求，并在过去几个月中逐步扩大了中国人可以前往的国家名单，增加了国际航班的数量。 在长达三年的严厉限制措施（包括经常发生的全城封锁和对感染者的长期隔离）之后，中国政府直到去年12月才结束了这个被称为“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这些限制措施减缓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罕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作为这些限制措施的一部分，入境旅客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酒店隔离数周。 1989以来中共统治的最直接挑战 去年11月，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大城市爆发了针对”清零”限制措施的抗议活动，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抗议运动以来对中共统治的最直接挑战。 12月初，当局突然取消了大部分防疫控制措施，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感染，医院和停尸房一时间不堪重负。 本月发布的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清零”政策的突然取消可能导致随后两个月内近200万人超额死亡，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该政策取消后一个月内6万人”估计”死亡数字。 在执行”清零”政策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地方当局不时实施紧急封锁，试图隔离感染人群，导致很多人被困在办公室和公寓楼内。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一些信息显示，当局用电线和螺钉封住居民的门窗，试图以此阻止病毒传播。 从去年4月到6月，人口多达2500万的上海全城封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防疫封城案例。在此期间，居民们被要求频繁接受核酸检测，并不得不依赖政府提供的食品度日，而这些食品经常被投诉分量不足。 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其”动态清零”政策–严厉的封锁措施最初带来相对较低的感染人数–以此来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来源：DW

中国周日宣布将股票交易税减半，这是一项旨在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恢复人们对中国股票市场信心的重大举措。 据中国官方宣布，此次减税将于28日周一生效。法新社说，此是 2008 年以来的首次。 据中国财政部和中国税务总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为振兴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自8月28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 到目前为止，税率为 0.1%。 由于中国经济健康状况不佳、房地产债务危机、消费疲软和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中国大陆股市对这一措施称翘首以待。 据金融信息机构彭博社称，沪深证券交易所主要市值的沪深300指数在连续两年下跌后，2023年下跌约4%。这种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后缺乏重大经济复苏。 通过周日宣布的措施，政府旨在挽回对中国资产失去信心的投资者。 预计从周一恢复报价时起，这项税收的下降应​​该会产生大量股市交易。 来源：RFI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頇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稳外资、促内需条文被反间谍法一笔勾销？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今年中国经济的多项指标都严重下滑。虽然中国官方始终坚持稳中向好的论调，但民间舆论哀叹、恐慌的声音不绝于耳，国际社会也对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复苏屡屡表达失望。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1978年打开国门四十五年后，中国如何才能继续改革开放？ 日本福岛核处理水上周开始排海，在一些中国渔民的带货直播间，不少网友也开始抵制他们的产品，有渔民情绪崩溃，惨痛地呼喊到，“15年的努力，什么都没了”。有网友在转发这类视频时感叹说，这是觉得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这句话放在改革开放四十五年后的中国，大概是回响声最大的问句之一。人们眼目所见，到处是经济萧条的征兆。 房市从去年就开始垮塌了，今年上海的豪宅挂上市半年都无人问津。大企业债务接连暴雷了，这边碧桂园刚被披露交不出土地出让金，没过几天恒大就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了。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国家统计局干脆从7月份开始不再发布青年人失业率的统计。 中国头七个月的进出口在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按人民币计价是略微增长，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按美元计价，实际是进出口双降。 经济下行的局面虽说千头万绪，但挑出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能触摸到经济困局的实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分析说，进口下降可能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转变，比如从进口原材料转向进口消费品，这并不是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的下降，“现在看来中国出口削弱是早于世界经济的疲软。过去我们看到过的是，当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中国出口状况却很好。所以，这是中国出口表现的一个转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暗示的可能是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 当史剑道提及中国竞争力下降时，他认为，这可以从工业生产率上去找原因。 症结是工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8月初在第一财经网上透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工业化迅猛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这为同期的GDP增长贡献了近40%；但从2010年至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8%，还不到此前的一半。 生产率的降低对于工业化国家并不罕见。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也都无法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这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构成了挑战。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并不例外。在生产率增速降低到2%以下后，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从前三十年的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并且延续至今。 但与较低生产率相应的是，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明显偏低。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的首份《中国经济报告(2020)》，在各项创新指标中，中国的国际专利数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市场规模虽然都处于国际最前沿（前1%），但互联网普及度、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和附加值率相对滞后，处于全球后50%行列；尤其研发强度与世界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是57%。 对于中国较低的工业生产率，史剑道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包括资金的投入和劳动力供给，“在资金方面，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偿债，这意味着，新的工业生产能获得的资金就存在问题。” 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多年的跟踪数据，中国总体债务多年来一直在迅速上升，2022年比前一年增长了11%，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创纪录的285%；他们估计这个比率在2023年可能还会上升1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区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3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但在10年前的2014年，这个数字还是16%；更早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201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为题，他在其中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显明了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人口红利消失、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提高缓慢、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等等。…

台北 —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发布的最新统计，随着中国经济走缓和房企财务接连爆雷后，过去一年来的劳工和住房抗争事件激增，而且未来可能持续走升。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持续无差别打压各类抗争，显现出对治理的深层不安全感。 中国政府持续维稳并紧缩舆论审查让境内各类抗争难以串联或对外传递信息。但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成立的“异言网”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年内，中国有公开纪录的线下和网上异议活动多达2,803件，参与人数应超过3万人。 不满失业减薪 中国劳权抗争倍增 “异言网”上周公布的第二季度报告显示，该网于4-6月通过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中国民间组织及其所开发的机器学习软件，总计搜集到535件异议活动，其中以劳工及住房抗争事件居多，前者占比高达59%，后者则有22%。 报告称，中国各地的劳工抗争自去年12月升温，今年6月单月就有至少93起的线下劳工权益抗议，是去年同期的2.35倍。抗争背后的起因与中国经济放缓、制造业连续4个月萎缩有直接关系。 以地区计，制造业大省广东的情势最为严峻，报告称，近几个月来，全国高达35%-50%的劳工抗议聚集于广东省，而广东省政府在出口不振、制造业萎缩及外国在华投资跌至十八年新低等冲击下，去年的财政收入较2021年下降4.8%。 至于住房抗争，“异言网”派驻于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Kevin Slaten）说，中国房市因地产巨头近年来接连爆发债务违约危机，并衍生烂尾楼等争议，导致越来越多权益受损的屋主必须走上街头维权。 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可能看到另一波的抗争高峰，但我们仍在研究数据、以厘清此一趋势。就今年上半年而言，劳工抗议明显激增。” LGBT+与蒙藏民族抗争 争取弱势群体权益 “异言网”自去年6月起监测中国的异议活动并定期公布数据。史凯文说，该计划是为了应对中国媒体审查所导致的信息缺失及在中国境内搜集相关信息所衍生的风险而设。该网除优先关注中国境内的实体抗争外，各类网上异议事件也纳入统计范围内，以“声援中国人民的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听见他们”。…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