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News

华盛顿 — 长期以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一直是研究人员和中国研究专家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中国以及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强国之际。 在最近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然而，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提出了一项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来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这场辩论可能听起来很学术，但它对现实世界有影响。发展中国家标签带来的好处包括发达国家的优惠关税待遇，使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中国还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证明对渔业和科技等行业的补贴是合理的，即使许多行业实际上是国有的，并具有全球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允许各国自我认同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其他国际组织使用各种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使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预期寿命和教育措施等指标。 乔治·梅森墨卡特斯研究所（George Mason’s Mercatus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钟伟峰（Weifeng Zhong）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是试图衡量同一件事的不同方法。 “我认为这归结为人均水平–即人均收入有多高，所以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足够高时，我们认为它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钟伟峰说。 中国是如何被归类的 北京在世贸组织中将自己归类为“发展中国家”。然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 Development…

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曾看起来势不可挡，推动它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中国经济现在正受到一系列危机的困扰。多年的过度建设和过度借贷引发了房地产危机，同时还出现了更大的债务危机，而年轻人正受到创纪录的失业率的困扰。在经济坏消息接踵而来之际，一个新的危机正在出现：信心危机。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日渐对经济失去信心？ 据纽约时报今天报道称，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越来越缺乏信心，并已开始转向绝望。消费者不愿花钱。企业不愿意投资，也不愿意创造就业机会。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不想创建新公司。 在过去几周里，投资者从中国股市撤出了逾100亿美元的资金。据《财新》报道，上周四，中国证监会召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部分大型银行，以及保险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加大投资中国股票的力度。香港股市已在上周进入熊市，恒生指数从今年1月的高点下跌了逾20%。 中国经济在应对过去多次挑战时皆表现出韧性，使政府对本国经济和国家控制的模式形成了高度自信。2009年，中国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而且速度惊人。中国经济不仅经受住了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而且证明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受新冠病毒大流行拖累后，中国经济反而强劲反弹。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曾在2022年宣称，中国经济是“不可阻挡的奇迹”。 据该报称，导致当前信心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决策者们应对经济衰退的好选择比过去少了。 2018年，在经济面临中美贸易战和国内股市暴跌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 习近平是在上海举行的一个国际贸易博览会上发表的讲话，他在演讲中试图平息有关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尽管有起起落落，但任何人都不应动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据习近平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习近平说。“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大家完全可以抱着乐观态度。” 纽约时报称，但近几个月来，习近平几乎不提经济了。 纽约时报还说，与以往的国际性危机不同，中国现在面临着长期酝酿的一系列国内问题的结合，其中一些问题是习近平政府改变政策的结果。 来源：RFI

日本8月24日开始将福岛核电站经过过滤处理及稀释的冷却水排入太平洋后，日本周一（8月28日）表示，收到许多极度令人遗憾的骚扰电话，可能源自中国。日本周一还召见中国驻东京大使对此表达抗议。 路透社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Hirokazu Matsuno）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许多据信源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在日本发生。这些发展令人极度遗憾，日本非常关注。 同时，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这些骚扰电话促使日本副外相冈野正敬（Masataka Okano）召见中国大使吴江浩表达抗议。 日本外务省在声明中还说，日本驻中国的机构和公司也不断收到骚扰电话。日本外务省敦促中国政府确保日本公民的安全。 在据报发生向日本一所学校和日本驻华大使馆投掷石块的事件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说，日本政府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敦促其民众表现“冷静和负责任”。 报道说，福岛市一位官员说，市政厅从上周四开始收到中国区号86开头的大量电话。上周五，这些骚扰电话超过了两百多个，占据了电话线运作，打乱了市政厅的正常工作。 同一天，距离福岛核电站38英里外的福岛市的中小学收到65次类似的骚扰电话。 日本媒体报道，其他都郡、酒店和餐馆等也都收到过骚扰电话。东京的一家餐馆连锁店表示，近日连续收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并已向警方报警。 另据日本驻中国海滨城市青岛的领事馆消息，有人向在该市的一所日本学校投掷石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被问及青岛投掷石块和骚扰电话时，为中国保护外国人安全记录辩护。 此外，中国驻东京大使馆也发表一个声明，声称已经就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收到大量骚扰电话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大使馆的声明还说，这些电话严重干预了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正常运作。 另据法新社报道，中国一些网民在社媒上贴出许多骚扰电话的录音和视频，其中一些招来数以万计的的点赞和评论。 报道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日本驻华大使馆敦促数以万计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国民保持低调，不要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 从周一起，日本加强了在中国的日本学校及外交设施的保安。 东京电力公司也透露，从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处理水的24日至27日期间，从中国打到该公司的电话合计超过了6000次。…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8日的记者会上称，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后，日本国内多次接到从中国打来的骚扰电话，对此“感到极其遗憾和忧虑”。关于中国发生抵制日货及赴日旅游取消等反日情绪高涨的状况，他表示强烈敦促中方就处理水发布准确的信息。日本外务次官今天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抗议电话骚扰。另外，日本再次要求中国撤销日本食品进口限制。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称，日本官房长官敦促中方发布准确信息。对于中国接连发生日本人学校被投掷石块和鸡蛋的骚扰事件，松野称已强烈敦促中方采取呼吁民众冷静行动等妥善措施。他还称将确保在华日侨的安全万无一失。 据松野指出，24日启动排海后，环境省和东电等对海水中放射性物质氚开展的浓度检测显示，结果均低于检出下限值，安全性得到确认。他强调：“对于中方发布的包含不实内容的信息，将予以反驳。” 日本外务省提醒计划前往中国以及在当地逗留的日本人谨慎行动，比如不要随便大声说日语，在前往日本大使馆及日本人学校时要注意周围情况，遇到抗议活动也不要靠近。 共同社称，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正敬28日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指出关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日本国内接到了很多从中国打来的骚扰电话，提出抗议称“极其遗憾”。 仍据共同社称，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正敬28日向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提出抗议称，中国因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而实施的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限制措施不基于科学根据，令人极其遗憾。再度要求立即取消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措施。 此前消息报告，日本外相要求中国取消对日本食品禁制措施。 来源：RFI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8月28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针对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被美方无理盘查遣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无理扣留、盘查、遣返中国留学生，还对中国留学生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出于政治目的滥施打压迫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汪文斌指出，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社会根基，学术教育与科技交流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口口声声说支持两国教育等领域的人文交流，欢迎中国留学生，但实际上却仍然延续上届政府的错误做法，滥用国家安全概念，限制和打压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或研究，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中美正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的氛围。 　　汪文斌强调，中方敦促美方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到实处，撤销充满偏见歧视的10043号行政令，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赴美留学人员。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提醒赴美留学人员警惕相关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检察官近日宣布一中国留学生被控签证欺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在缺少证据和根据的情况下对3名入境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扣留、盘查并遣返。 来源：News.Youth

据本台驻华记者斯特凡·拉加德 (Stéphane Lagarde) 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持并表示：当务之急仍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因此要维持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但这一政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年九月的一份报告中却受到了部分谴责。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发表的讲话节选，中国国家主席再次强调维吾尔自治区的“反恐、反分裂”、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和“遵守法律”仍然是重要任务。以 2009 年的骚乱和随后的镇压为标志。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人口的搬迁仍将继续。 新疆自治区学校原来教授维吾尔语的课程现已改为教授普通话。 来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年轻人经常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名义被送到中国东部沿海的工厂。 结果据法新社回溯说，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现在占新疆人口的 41%，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汉族人口仅为 20 万。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年来第二次造访中国西部新疆。 习近平曾宣称新疆是“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主要枢纽”，并称赞“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使中国加快了基础设施领域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与亚洲和非洲。…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结束访问南非回来后直奔新疆考察，强调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学者分析，习近平是在为中国”向西发展”找活路。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结束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未回北京，先前往乌鲁木齐听取工作汇报。习近平在会中强调，新疆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要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十三个月内二度访疆  习重申维稳居首位 习近平指出，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的统筹结合，结合“反恐反分裂斗争”与“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习近平还说，要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效治理非法宗教。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习近平并指示，要抓好对外开放工作，加快“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使新疆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要加强正面宣传，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批驳各种不实舆论、负面舆论。要加大新疆旅游开放力度，鼓励国内外游客到新疆旅游。 陪同习近平出访南非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交部长王毅，也出席在新疆的汇报会。这是继去年7月，习近平13个月内二度考察新疆。再前一次则是在时隔8年的2014年4月访疆。 学者：习近平视新疆反恐为重大政绩 习近平去年考察新疆时，指示必须围绕社会稳定，做到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将新疆建成开放型、“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前沿，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等。习此次在新疆讲话并无太大新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侍建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境内外对新疆情势解读南辕北辙。从境外看，习近平对新疆采高压统治、网格化监控，形同警察国家。可是从中国境内看，自认治藏是非常大的成就，尤其从习近平角度看，会认为可能是他过去十几年执政最大的功绩之一。 侍建宇说：“习近平第二任期，可说在陈全国的执政时（新疆问题）做了完全的解决， 从 2017年之后，按照中国的说法，新疆就再也没有所谓的暴恐袭击。他（习）认为这个功绩必须持续下去。” 中美对峙 新疆成为习”一带一路”向西发展据地？ 侍建宇提及，十年前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准备“往西发展”，回应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时没有料到特朗普、拜登上台美中关系愈加恶化，新疆治理问题更形重要。首先要让新疆的经济能活络起来，让新疆的安全不要有问题。 侍建宇说：“他这次去南非金砖会议后，有可能他这样的感觉更深刻，所以回程途中特别再去新疆绕一下。他认为，如果中国往东边没有办法跟美国继续好好地发展贸易或者合作下去，往西边是他唯一的出路。而往西最原始根据地就是新疆。新疆如果能安全（地在贸易上有）发展，等于中国有另一条出路，这是他的设想。” 海外维吾尔人：中国是在新疆殖民…

从本周三（8月30日）开始，中国将不再要求入境旅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本月发布的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清零”政策的突然取消可能导致随后两个月内近200万人超额死亡。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本周三（8月30日）开始，中国将不再要求入境旅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这是中国在2020年3月关闭边境三年之后重新向世界开放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8月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中国于今年1月结束了对本国公民从国外归来的强制隔离要求，并在过去几个月中逐步扩大了中国人可以前往的国家名单，增加了国际航班的数量。 在长达三年的严厉限制措施（包括经常发生的全城封锁和对感染者的长期隔离）之后，中国政府直到去年12月才结束了这个被称为“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这些限制措施减缓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罕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作为这些限制措施的一部分，入境旅客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酒店隔离数周。 1989以来中共统治的最直接挑战 去年11月，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大城市爆发了针对”清零”限制措施的抗议活动，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抗议运动以来对中共统治的最直接挑战。 12月初，当局突然取消了大部分防疫控制措施，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感染，医院和停尸房一时间不堪重负。 本月发布的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清零”政策的突然取消可能导致随后两个月内近200万人超额死亡，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该政策取消后一个月内6万人”估计”死亡数字。 在执行”清零”政策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地方当局不时实施紧急封锁，试图隔离感染人群，导致很多人被困在办公室和公寓楼内。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一些信息显示，当局用电线和螺钉封住居民的门窗，试图以此阻止病毒传播。 从去年4月到6月，人口多达2500万的上海全城封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防疫封城案例。在此期间，居民们被要求频繁接受核酸检测，并不得不依赖政府提供的食品度日，而这些食品经常被投诉分量不足。 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其”动态清零”政策–严厉的封锁措施最初带来相对较低的感染人数–以此来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 来源：DW

中国周日宣布将股票交易税减半，这是一项旨在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恢复人们对中国股票市场信心的重大举措。 据中国官方宣布，此次减税将于28日周一生效。法新社说，此是 2008 年以来的首次。 据中国财政部和中国税务总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为振兴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自8月28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 到目前为止，税率为 0.1%。 由于中国经济健康状况不佳、房地产债务危机、消费疲软和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中国大陆股市对这一措施称翘首以待。 据金融信息机构彭博社称，沪深证券交易所主要市值的沪深300指数在连续两年下跌后，2023年下跌约4%。这种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后缺乏重大经济复苏。 通过周日宣布的措施，政府旨在挽回对中国资产失去信心的投资者。 预计从周一恢复报价时起，这项税收的下降应​​该会产生大量股市交易。 来源：RFI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頇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稳外资、促内需条文被反间谍法一笔勾销？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