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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 真的那么危险吗?“不只是为了好玩,中国应用程序有隐藏的一面”

情报专家肯尼斯·拉索恩认为,欧盟委员会禁止其员工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是个好主意。他在第一电台的“今日世界”节目中说:“担心它可能被用于间谍活动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建议不要使用该应用程序,即使对于那些无法访问敏感信息的人也是如此。“它是为了让人们变得愚蠢并让他们保持愚蠢。” 今天早上,委员会向所有欧盟官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们尽快下架 TikTok。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最终将无法访问他们的电子邮件或工作软件。该措施适用于所有商务电话和包含与工作相关的应用程序的个人设备。 该措施应加强网络安全。对于一个主要用于制作、分享和观看有趣的音乐电影的应用程序来说,这不是有点夸张吗?“不”,Lasoen 说,“甚至花了很长时间”。在美国,长期以来所有联邦政府设备都禁止使用该应用程序。 那么中文应用程序可能存在的危险到底是什么?“TikTok 需要大量访问智能手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和数据,这些应用程序和数据与应用程序的功能没有直接关系。那么问题当然是,这些数据将用于什么?” 据专家称,他们使用这些数据绘制了完整的心理和行为档案。“如果你是一名高级官员,这可能会被用来操纵或胁迫你为中国政府工作。” 比其他社交媒体“可能更危险”其他社交媒体也收集了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总是合乎道德或善意的。想想前阵子的剑桥分析公司丑闻,当时 Facebook 信息被大量用于影响选举。“这就是他们说服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的方式,”拉索恩说。 不过,对于许多专家来说,TikTok“可能更危险”。“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有直接联系,”拉索恩说。“间谍活动的潜力很大。问题还在于 TikTok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远程激活你的麦克风或摄像头。它可以访问你的位置这一事实也可能被滥用,使人们处于具体压力之下或模仿他们。”因此,他建议接触敏感信息的任何人谨慎使用该应用程序,甚至可能根本不使用 TikTok。“想想警察或在海关工作的人,”拉索恩说。 “你最好也小心私营部门,因为中国非常致力于窃取商业机密,”专家继续说道。“总的来说,这是一款让人变得愚蠢并让他们保持愚蠢的应用程序。所以不利于任何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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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政权禁止伊斯玛仪家庭祈祷和儿童课程

在巴达赫尚山区,至少有两名伊斯玛仪派业主因在家中举办祈祷活动而被每人罚款一个月的平均工资。该政权在 2022 年底禁止了此类会议。 1 月 14 日,官员们在 Khorugh 告诉长老们不允许在家中祈祷,当地人必须移除伊斯玛仪派精神领袖阿迦汗的肖像,并且不再允许在伦敦伊斯玛仪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当局禁止根据阿迦汗基金会的课程为儿童提供自愿课程。 塔吉克斯坦东南部巴达赫尚山区的地方政府已在 2023 年对伊斯玛仪派穆斯林处以至少两项简易罚款,以惩罚在家中举行祈祷活动。房主每人被罚款约一个月的平均工资。 2022 年底,在该地区的安全镇压行动中,官员们禁止在家中进行伊斯玛仪祈祷。 官员们在 202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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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岭药业:创新生态系统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中国迎来癸卯农历新年,在经历了三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压力和经济困难之后,人们祈祷健康。一位北京居民说,希望兔年给所有人带来健康。据官员报告,1月13日至19日,再有近13,000疫死病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中国中药TOP10企业,以岭药业30年来始终坚持“市场龙头,科技驱动”的发展战略,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主基调,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方面持续深耕。将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使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焕发光彩,高品质的系列中药产品让全球共享。   理论创新:理论原创带动新药研发 实现重大疾病防治突破   中医药实现创新突破的关键是理论创新,以岭药业科研团队找准中医络病理论创新的关键点持续发力。经过潜心研究,在中医发展史上首次形成系统络病理论。   络病是广泛存在于多种内伤疑难病和外感重症中的病机状态。历代医学名著和医学名家均提及络脉及络病学说,但并未有系统深入研究,亦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岭药业经过不断探索创新,系统构建了络病理论体系,成为公司独有的科技核心竞争力。“络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获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研究提高了疑难病的防治水平,带动了创新药物研发。 以岭药业围绕络病理论研究先后承担和完成了国家973、863,国家“十一五”支撑、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项目40余项,荣获国家级大奖6项,取得国内外专利800余项。研发出13个创新专利中药,覆盖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品布局优势,对多个重大疾病的治疗取得突破性成果,心脑血管和感冒呼吸系统疾病用药领域已经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每年数千万人次服用受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技术创新:六获国家科技大奖 成为中医药传承的典范   2019年,“中医脉络学说构建及其指导微血管病变防治”项目获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该年度生命科学领域唯一的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也是以岭药业荣获的第六项国家科技大奖。   从获奖情况看,六项大奖涵盖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应用成果等,解决了多个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通心络虫类药超微粉碎技术及其应用使患者用药量更少,药效更易吸收。   “中医脉络学说构建及其指导微血管病变防治”项目获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中医药传承的里程碑。以通心络、参松养心、芪苈强心胶囊上市后再研究为主,该奖项的获得不仅佐证了三种产品在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疗效,也阐释了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魅力,使其市场份额稳步攀升。   国家973计划项目验收专家组称:本研究“创立了‘理论+临床+新药+实验+循证’一体化的中医学术创新与转化新模式,中医传统理论创新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产生重大原创成果,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做出了示范”。   模式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 让全球共享中医药创新成果   以岭药业自1992年成立以来,遵循中医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理论假说为指导,以治疗方药为依托,以临床疗效为标准”的科学规律,吸收现代高新技术,以理论原创带动临床疗效新药研发,形成“理论-临床-科研-产业-教学”五位一体的中医药创新发展模式。 以岭药业构建“理论-临床-科研-产业-教学”五位一体的中医药创新发展模式   中医络病理论学术创新赋予公司科技中药以良好疗效和学术内涵,成为公司差异化竞争的核心要素,河北以岭医院(三级甲等中医院)作为临床基地,拥有近百种院内制剂,形成向新药转化的有力储备品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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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的动荡,哈萨克斯坦寻求改革以转化为更紧密的西方关系

哈萨克斯坦在最近的总统选举后进行的改革努力可能使该国成为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该地区越来越脱离俄罗斯的控制。 为了应对 1 月份致命的抗议活动,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承诺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推动修改国家法律,包括全国公投批准的宪法,将部分权力从行政部门转移到立法机关。 提前于 11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比原定日期提前了 2024 年,托卡耶夫的五位对手几乎无人知晓,而且没有一位得票率达到两位数,因此国际社会对其公平性提出了抱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选举监测报告 称,11 月的提前选举缺乏“竞争力”,显示出改革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欧盟对该国“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表示欢迎,但敦促“加强政治多元化和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并“充分实施”欧安组织的建议。 “我们确实看到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的辩论,即使没有积极反对现任者,但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这在 5 年或 10 年前在哈萨克斯坦是不可想象的,”Alberto Turkstra,Project国际季刊 Diplomatic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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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陪审团裁定 Mukhtar Ablyazov 犯有挪用公款和洗钱罪

纽约(12 月 15 日 – 33 日)。 哈萨克斯坦公民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 (Mukhtar Ablyazov) 在美国法院被判犯有针对 BTA 银行 2.18 亿美元的贪污和洗钱罪。经过为期三周的审判,由四男四女组成的陪审团在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对 Mukhtar Ablyazov 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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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战争:2022年末西方对俄国的石油制裁与中国和印度的作用

西方7国集团(G7)及其盟国已正式批准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制裁俄国,但中国印度不参加,这一制裁能发挥多大效果? 2022年12月初,西方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为了阻止莫斯科从石油出口中获利,12月5日或不久后将设置俄罗斯出口原油价格上限。 声明表示,此举旨在“支持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并尽量减少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负面经济溢出效应,特别是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已经不成比例地感受到了普京战争的影响”。 这一石油制裁是怎么回事?世界各国反应如何?没有俄国石油目前的大买家中国和印度配合,这一制裁能起到什么效果 制裁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12月份G7发布的价格上限协议是在欧盟范围内禁止俄罗斯海上进口原油的禁令生效前几天达成的,禁令也是在12月5日生效。 该计划阻止参加的各国支付超过每桶60美元(57欧元; 48英镑)的费用购买俄国石油产品。 签署G7主导政策的国家将只被允许购买以价格上限或低于价格上限出售的海上运输的石油和石油产品。 乌克兰的西方盟国计划拒绝为向不遵守价格上限的国家运送俄罗斯石油的油轮提供保险。这将使俄罗斯难以以高于该价格的价格出售石油。 七国集团财长在9月表示,他们限制俄罗斯原油价格的计划将减少莫斯科的石油收入及其“为其侵略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 制裁的由来和欧洲内部争议 G7国家集团早在9月份就提出了价格上限,旨在避免在国际石油价格飙升之际莫斯科乘机大笔获利。 此前,欧洲内部就此有争议,但最终谈判达成一致。欧盟在说服波兰支持后同意了价格上限。 据报道,欧盟原来希望将上限设定在65到70美元,但东欧的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拒绝了这一限制,认为太高。 华沙希望价格尽可能低,并在欧盟研究调整机制时坚持已见,该机制将随着石油价格的变化将上限保持在市场价格以下。 波兰宣布支持计划,希望将俄油产品价格上限保持在比国际市场低5%的水平。 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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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破的“中国梦”

长久以来,海珠区那些逼仄小巷一直吸引着中国的打拼一族,比如来自中国中部产茶山区的纺织工人谢潘(音)。 海珠区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之一,工人宿舍和纺织厂坐落于色彩明亮的建筑之中,这些建筑间距很近,邻里之间从窗口能握手。这里曾经只有散落的村庄,但随着中国几十年前开放经济变成了制造业中心。政府承诺放宽管理,让人民追求自己的抱负,涌入海珠区的无数人正是为此而来。 去年,谢潘踏上了希望之旅,与其他来自湖北的工人一样,在南方大都市广州这个人口稠密区定居下来。他们在嘈杂的工厂中辛苦劳作,忙于制衣或是兜售家乡名小吃热干面。但几个月前我见到他时,他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由于经济放缓,他已经两周无家可归,后来才凑钱以每月800多元的价格租了个10平米见方的单间。 “不是人人都有活干,”31岁的谢潘当时说道。他讲话轻声细语,由于常年在缝纫机前劳作而变得驼背。“没法一觉睡醒就去找工作。太累了。”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后来情况变得更糟,严格的新冠封锁让工厂停工,面馆纷纷关门。到10月,谢潘被隔离了近一个月时间。 几周后,海珠区的民怨爆发了。当周末全国各地爆发反对新冠清零限制的抗议,数以百计的工人在周二违抗封锁规定,冲上海珠区街头,要求解封。他们拆除了街上的路障,还投掷玻璃瓶。当穿着防护服的警察穿过街巷,用警棍敲打盾牌时,他们喊道,“解封!” 这次爆发有力说明了世界上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如何颠覆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正在扩大中共对民众的控制,其程度更甚于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将新冠“清零”的成功与他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捆绑到一起,强制“清零”已经压过自由开放精神的培养,哪怕后者正是让海珠区以及整个中国生气勃勃的原因。 这种转变撕毁了党与人民长期以来达成的社会契约。在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的民主示威后,北京达成了一项不言而明的交易:人民要以限制政治自由为代价,换来生活的稳定和舒适。 但如今,这种稳定和舒适都受到了损害,限制却不断加码。据一项统计,11月下旬,近5.3亿人——也就是总人口的近40%——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则因耽误救治丧生。 中国的安全机器已经开始镇压反对“清零”的示威活动,这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为广泛的抗议。全国各地的警方都在拘捕和威胁参与者。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回应这些抗议,但也试图通过放松限制来平息公愤,包括广州的部分解封。 但即便习近平能掩盖这些不满情绪,抗议所揭露的幻灭感可能依然存在。“清零”本身就已经表明,党能够且将会轻易和肆意地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颐指气使动摇了他们不断进步的期望,也打击了他们冒险的抱负和意愿。 这种转变在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广州及毗邻的深圳可能表现得最为深刻。中国的市场改革正是从这里起步。今年早些时候,我与一位同事在该地区待了两周,以了解正在改变的社会契约如何助长了不满、放弃和焦虑——这些情绪都与习近平提倡的民族复兴必胜愿景南辕北辙。 谢潘上个月解除了隔离,就在冲突爆发前。他逃离了广州,不确定是否还会回来。“广州这个地方,确实,能不去就尽量不去。” 渺茫的希望 这一地区的吸引力在于它能给所有人希望。这里有农民工能去的工厂,有想一展手脚的程序员能去的科技大厂,还有给创业者的商铺。只要有坚韧和干劲,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谢潘去年搬到广州,希望赚到更多钱。但当他来到这里,却发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 由于经济放缓和封锁抑制了人们购新衣的需求,许多工厂已经减产。每天早上,谢潘都要挤过几乎密不透风的求职人群,与工厂老板就越来越低的计件工资讨价还价,这种工作包括给衬衫缝制下摆,或是给裙装打褶。8月时,如果有收入,他每天能赚到两三百元,但他听说疫情前别人的收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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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使:中国疫情发展很不确定 专家警告疫情恐恶化

就在中国官方发布优化防疫新10条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勃恩斯(Nicholas Burns)7日上午以推特发出视频,向当地美国公民警告说,此刻中国疫情发展处于很不确定的时刻,并鼓励他们储备物资,以防遭封控。 勃恩斯在视频中说,很明显,此时中国的新冠疫情处于很不确定的时刻。过去一、两周在某些地区,政府放松核酸检测、允许确诊者在家隔离,但同时在其他地方仍在严格封控。大使馆方面会密切关注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等着看接下来的情况如何发展。 勃恩斯说,中国已经走到必须开始做出某些决定的时间点,也许开始放松对疫情的限制,但“我们认为这个过程也许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他还鼓励美国人备好水、饮用水、食物,以防被封控,无法外出采购。 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6日推文说,中国显然还没有为退出清零做好准备,但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还为时太早。他还引用一位著名的流行病学家的话说,世界可能即将见证新冠病毒在中国获得无数的发展机会。 (责编:凯迪) 资源 :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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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压制大规模抗议,但抵抗余波犹存

在中国中部,学生们大声要求防疫政策公开透明,同时避免喊出一周前激怒中共的大胆口号。在上海,居民与地方当局协商成功,使小区免遭封锁。尽管受到官方压力,中国各地一群仍致力于捍卫公民发声权利的律师志愿者依然会接听抗议者焦虑的来电。 由于民众不满防疫措施,最近示威浪潮席卷中国,但有时骚乱中也会出现要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台的呼声。自那以后,警方出动大量警力防止抗议活动卷土重来,大规模抗议逐渐平息。此后,反对当局的低调抗议依然存在,这表明大型集会鼓舞了规模不大但人数依然可观的民众,其中包括学生、专业人士和蓝领工人在内。 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这些局部抗议都构不成重大挑战。但它们表明民众不再那么害怕挑战官员,尽管是以更加谨慎、更有策略的方式。他们经常以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承诺为武器,这种做法不太可能招致中共领导人的怒火。 “有人喊出来我的诉求,我就非常感激,非常感谢他们能够出来替我说话,”中国中部城市郑州的律师王胜生说。她帮助编制了一份包含十多位律师的名单,这些律师可以通过电话向上海和其他地方担心参加守夜和抗议活动而遭遇报复的人提供免费咨询。 “我相信这次表达人多,尤其是年轻人表达,后面还是会影响一个政策的变化,”她说。“我们相信这些决策者也不是铁板一块。” 11月下旬,西部新疆地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场致命火灾引发了民众的愤怒,中国各地爆发了多起抗议。这是中国自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胆、最广泛的示威活动。 有广为传播的流言称,火灾中丧生的居民(官方统计为10人)是因封控措施才被困在公寓内,乌鲁木齐市政府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但许多中国人不相信政府的说法,悲痛转变为对大规模封锁、核酸检测和出行限制的更广泛愤怒。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的示威中,一些抗议者要求习近平和中共放弃权力。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那之后,中国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拘留部分抗议者,并警告想要抗议的人;另一方面让地方政府放弃一些引发民众不满的防疫规定。习近平尚未公开提及抗议,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异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政策调整决定。但很多中国人似乎认为全国范围内的反抗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现在可能会尝试以更小的方式保持施压。 “我认为民众将会协同一致,协调的程度将是低水平的,看起来更多是个人的和自发性的,但背地里也会有学习和交流,”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密歇根大学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表示。 “这就是政治压抑环境中的办法,”她说。“这的确能对地方政府施压,让他们不能封城。” 尽管中国有着庞大的威权政府,但地方抗议并不罕见。疫情前,这些抗议往往集中在政府征地、污染泄露和拖欠工资方面。自疫情以来,不满情绪的爆发此起彼伏。但地方动荡的新形态将在这个尤其敏感的时刻考验习近平政府,因为中国正寻求放松防疫限制,同时还要努力避免感染激增失控。 一段经《纽约时报》核实的视频显示,武汉大学的数以百计的学生在最近的一个雨夜集会,呼吁改变防疫政策。武汉是2019年底此次疫情首次出现的地方。“过程公开,信息透明,”他们撑着伞喊道。 这个相对温和的口号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该校一名学生表示,同学们对学校恢复线下教学的计划感到不满,这打乱了他们在限制下生活了几个月后离校回家的计划。这名因担心不良后果,只透露自己姓吴的学生说,他没有参加集会,但是看到了同学们分享的视频。他指出,没有一个抗议者拿着白纸,那已成为反抗政府的象征物。 吴同学说,学校后来做出了让步,允许学生离校回家,在网课和线下教学之间进行选择。 虽然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放松管控,但并非所有地方官员都这么做。尽管更多高级领导人希望对公众的不耐烦情绪表现出同情,但他们仍然承受着控制疫情的巨大压力。 周日下午,在上海的一个高档住宅区,居委会在一栋公寓楼出现新冠病例后,下令保安封锁小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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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走向开放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全球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国。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年里,有14亿人生活在采取了世界上最具侵入性的疫情监控措施的国家,为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限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美国人,特别是右翼人士,在过去两年里把大量的时间和政治精力用于抱怨美国的防疫过度。但我们的限制措施与中国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许多全州范围的居家令只持续了数周。没有一个超过三个月,而且大多数只是零星地执行。在上个月中国各地爆发抗议的时候,该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处于部分或完全封锁状态——工人困在隔离设施中,小区被封控,企业和学校关闭。 现在还无法断言这些抗议活动是否标志着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出现真正转变的开始——到目前为止,抗议活动不仅招致了警方的大规模镇压,也导致一些城市放松了限制措施。但对于世界各地充满兴趣又不无恐惧地关注着中国的旁观者来说,在世界上最后一个坚持新冠“清零”政策的大国,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似乎标志着一个全球性的转折点。几年来,许多公共卫生专家私下里都承认,控制和根除新冠的机会可能早在2020年的冬天就失去了。在这几年里,中国一直试图将病毒抵御于边境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它基本上还是成功的,三年来几乎完全平息了该病毒在境内的传播,这一努力使该国处于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完全不同的疫情时间表上。这也使得将中国的情况进行类比的本能努力变得有些可疑。一些认为我们的疫情应对措施过度的美国人将中国发生的抗议视作对我们在疫苗接种后采取更自由放任之道的默默认同;那些可能认为美国做得还不够的人可能会将抗议活动视为一个迹象,表明相较于中国,美国最终还是做了正确的事情。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但不管外界是怎么看,中国领导人所处的风险环境不同于今天的美国人。在美国,九成以上的民众可能至少感染过一次新冠病毒,65岁以上人口的疫苗接种率超过九成。他们面临的情况跟我们几年前有些类似,当时通过疫苗和感染获得的免疫力要低很多。最能预示接下来的情况的,可能是香港今年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命相遇——死亡率是英国或美国的两倍以上。 中国现在有九成的人接种了疫苗。但那里的感染者要少得多,而且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很低——8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完全接种率只有65.8%,这意味着中国有大量脆弱的、免疫力低下的人口。在保护民众方面,中国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引进mRNA疫苗,这种疫苗似乎比国产疫苗的保护力跟佳,并加大为脆弱的老年人口接种疫苗的努力。与此同时,重新开放的风险仍然很大。只要重新开放了,无论如何,都有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遭受疫情重击地区的人而言,不管常态的恢复有多么顺其自然,但解决这一困境从不是简单明晰的事。我们的新常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几乎全民接种疫苗以及大规模死亡才得以实现。截至目前,2022年美国的新冠死亡率低于2020年和2021年的水平,但也没低太多,今年的死亡人数是2020年的三分之二,是2021年的一半。新冠预计将连续第三年成为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 中国很可能遭遇类似情况,因为疫苗推广优先考虑的是年轻和健康的群体,而不鼓励老年和较脆弱的群体接种。(起初的疫苗仅被批准用于年轻和健康群体。)至少国际观察人士看不太懂这种做法的确切原因,他们可能会想,为何一个看上去十分威权的政府,在强制——哪怕只是非常积极地推广——老年群体接种疫苗上,会比一次性封锁多座城市数周时间还要困难。 或许就像抗议一样,这是一个迹象,说明党的控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紧;或许是政府错过了更积极推广疫苗的善意窗口;亦或许,这也可能表明,与政治自主相比,身体自主是一种不同但更加深刻的自由权利。或许中国政府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更不信任自己的疫苗,更担心疫苗的副作用。或许其更担心的是反复感染的累积效应,并在等待鼻喷疫苗的问世,这种疫苗不仅能缓解疾病的严重程度,也能阻断病毒传播。(此类疫苗在美国因官僚主义和研发瓶颈而推出受阻,但在中国已经获批,只是尚未大规模推广。)或许,中国就是更相信新冠“清零”可以永远有效,对抗疫取得非凡成果的政治叙事已经投入太多,以至于在习近平看来,改变路线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可以想象了吗?本周,我的同事保罗·克鲁格曼写道,出现抗议意味着“中国输掉了防疫战争”,他强调,尽管疫情初期出现了种种表象,但现在,民主国家优于专制国家似乎已成必然,他也呼吁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自己的路线错误,并做出改变。于洁(音)在《卫报》上指出,“新冠‘清零’不可持续,”重新开放“是平息公愤的唯一途径”。但在我个人看来,我敢说调整的程度会小得多,类似抗议发生前几周北京就已经提出的想法。 因为中国真正开放的最佳途径,应该就是香港应对奥密克戎的模式。自疫情开始以来到2022年2月中,该市一共仅报告了200多例死亡。到4月中,死亡人数已超过9000。就算大陆更积极地向老年群体提供mRNA疫苗能减少死亡,但从其他被认为基本没犯错的国家的经验来看,结束疫情紧急阶段的最优解可能照样还是会导致相当程度的混乱。 以日本为例,这是全球被称道最多的抗疫成功案例之一。在这个公历年,日本新冠死亡人数比疫情前两年之和还要高70%。在另一个总被引用的成功案例冰岛,2022年的新冠死亡人数是疫情前两年的五倍。澳大利亚的这个数字是六倍。今年1月,台湾报告的总死亡病例不到1000;今天,这个数字超过了1.4万。根据《经济学人》的精确追踪统计,新西兰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疫情期间超额死亡率为负的国家,也就是说,该国自2020年来的死亡人数低于在没有SARS-CoV-2情况下的预期。然而即便在新西兰,过去一年也有叙事被颠覆:就在2022年1月,还只有52名新西兰人死于新冠;但现在,这一数字已超过2000人,是当时的40多倍。 在所有这些国家之中,今年新冠死亡率的快速增长都来自非常低的、可能不可持续的基线,但即便如此,它们也表明了一个惊人的情况。缓解措施很重要,特别是在疫苗到达之前,随后接种疫苗变得更为重要。但是,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真正彻底战胜疫情的梦想——或者甚至通过普及疫苗接种将病毒控制住足够长的时间,以充分保护民众——都胜不过疾病本身。最终,疫情在每个国家都暴发了。 或者说几乎每个国家。在疫情期间,许多国际观察人士质疑中国官方关于疫情死亡人数数据的可靠性。但考虑到全球背景,即使修正其不可靠性,这一数据仍然相当惊人:今年1月,中国报告的新冠死亡总人数不到5000人。如今,这一数字刚刚超过5000。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其疫情政策开始崩溃的这一年里,官方登记的死亡人数仅为500人。总的来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该国官方报告的感染病例只有160万例,虽然肯定是严重低估了,但这表明,该国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曾经感染过新冠。在美国,我们的人口中死于这种疾病的比例都要比这个高——总数接近110万人。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永久性封锁是一种更好的模式,也不是说有哪个大国希望或应该争取能像中国那样。但是两种方法之间非黑即白的对比其实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在美国,人们有时说的“封锁”是指“强制佩戴口罩”和“关闭学校”,有时只是“广泛检测”,即使相对温和的缓解措施也会在政治和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限制持续传播最明显的工具并不特别引人注目:投资改善空气质量和提高工作场所安全标准、带薪病假、积极推广上呼吸道疫苗,以及重视老年人的脆弱性。在美国高到令人不安的死亡率中,老年人占了约90%。在中国,根据牛津大学政府应对追踪器计算的“严格指数”,疫情政策直到2021年夏天才明显比美国和英国更加严格,中国现在面临艰难选择,不是因为这些限制措施的有效性,而是因为与前者不相关的疫苗推广和效力方面的问题。 当世界上大多数用疫苗武装起来的国家放弃积极的缓解措施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承认病毒已在不可挽回地传播,而且民众已经获得相当大的自然免疫力,承认尽管持续感染令人遗憾,但接种疫苗和治疗可以减弱影响。在中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要少得多,抗议似乎更像是在表达纯粹的疫情疲劳。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中国的“清零”政策并没有真正失败。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对它已经失去了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