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布年初江西超载联结车撞入出殡队伍20死19伤事故调查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幽兰镇桃岭村路段,今年1月8日凌晨0时50分许发生重大车祸,出殡队伍遭联结车撞击酿成20死19伤惨剧,在调查将近1年后当局终于公布结果,事故原因除了联结车超载超速行驶之外,出殡民众占据道路、烧纸钱与点燃爆竹的烟雾遮蔽视线也造成了影响。

据自由时报今天引述中国官方消息称,肇事驾驶程姓男子从江西乐平市万年青上堡矿业公司装载砂石前往南昌,联结车(半挂式卡车)最高载重为49公吨,孰料当时竟将砂石装到79.98公吨。从过磅资料来看,联结车在事故发生前20天内有12次载货纪录,全部都是超载。

程男开着联结车来到事故路段时,刚好碰到占据道路的出殡队伍,在爆竹与纸钱烟雾遮蔽视线时仍超速行驶,连续撞击送葬民众导致伤亡惨重,总计17人当场死亡3人送医不治,另有19人受伤,程男事后酒测、药检皆呈阴性。

消息没有提及司法介入以及判决细节。

据该报,中国网友看到消息后议论纷纷,有人痛斥为了赚钱超载成这样真是不要命了,不少网友则认为在公路上祭拜也应该负责任,还有人吐槽这可是今年1月8日发生的事情,怎么到现在才公布调查结果。

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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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人民观察)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部署。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今年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国家治理,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数字化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机遇,把握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创新治理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是时代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有关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应用的关键技术不断发展,全球数字化进程在21世纪进一步提速,正在深刻改变国家治理的理念、规则、制度与方式。以数字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抓住数字化时代机遇,适应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科技创新驱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科技创新始终是社会发展和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全球范围内的服务型政府改革,正是人们从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步入信息化时代后,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和治理理念更新,在治理领域作出的积极回应。从广义上说,治理数字化进程包括电子化、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当前,以办公自动化和在线政务服务供给为代表的电子化、网络化阶段已基本完成,极大提升了政府运行效率、公共服务效能。以数据化、智能化为重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对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总体来看,数字化将是未来高效精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不断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关键手段。适应这一进程,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是国家治理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回应治理变革需求的重要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影响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因素。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创新提供了全方位、多领域、跨层级的解决方案,可以大大提高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从而进一步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当前,在城市治理、风险防控、环境治理等方面,数字化赋能的价值正在逐步显现。比如,大数据分析能够助力精准识别城市治理热点问题并作出快速应对,综合运用多项数字技术的智能化手段能够为精准防控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提供可行方案,物联传感的数据采集可以大幅提升环境治理的监测水平,等等。在提升效率、效能的基础上,数字化应用也能进一步优化完善政府行政体系、治理体系、数据开放体系以及公共服务体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组织保障。数字化手段的广泛运用,必将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让数字化发展红利广泛惠及人民群众,是在国家治理中运用数字技术的根本目标。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活动加速向线上迁移,数字化应用和服务需求快速增加。据第五十二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人民群众的数字化需求不断增长。将数字技术广泛深入应用于国家治理,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是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服务效能显著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数字化助力社会治理更加精准有效,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国家治理各领域取得新成就。数字化对国家治理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创新技术工具。技术变革带来的管理手段和工具的改进,是创新国家治理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层级的应用带来了管理和服务方式的直接变化。这是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重要的技术基础,是后续其他方面赋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底座,也是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的前提。新时代,我国5G实现技术、产业、网络、应用等领先,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性能优越的网络基础设施,2022年我国数据产量位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为基于数据的治理工具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也夯实了国家治理水平持续提升的基础。 提升质量效能。当前,我国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以高效能治理为基础,而实现高效能治理需要以数字技术赋能为基础。比如,在经济治理层面,基于数字技术与数字治理的制度设计,可以推动人、财、物以及数据、技术、流程、组织等资源、要素和活动的统筹协调、协同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释放市场活力。在社会治理层面,依靠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眼人民群众需求目标的实现,从“供给方设计”转向“居民点单”,促进公共服务由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变。基于智能算法,政府可以精准识别公众需求并优化回应策略,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极大改善公共服务供求不对等的局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 优化运作流程。技术的深度应用将驱动业务流程优化,推动国家治理运行模式发生变革。以联通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多个国务院部门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为例,在“网络通”“数据通”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业务通”成为可能。在技术层面解决了关键数据的跨地域、跨部门核验问题后,很多审批业务从单一运作流程逐步转变为协作交互流程。在业务流程全面数字化实现后,根据业务需求灵活调整业务流程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很多地方推行的“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一网通办”等服务,也是由技术变革推动流程优化的生动体现。 转变理念思维。当前,数据获取、数据传输和数据存储等大数据技术不断实现突破,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进展,为拓展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场景提供了新动力。通过对国家治理多场景、多模态、动态性大数据的全面收集和多维解析,有助于全面掌握社会公众需求和社会问题,精准测量和智能推演政策实施效果,为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决策的精准性、科学性。随着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更加广泛深入应用,必将推动治理理念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从经验治理向科学治理、从定性治理向“循数”治理转变,提升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 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性工程,其影响也是系统性的。数字化不仅丰富了治理手段、提升了治理效能,也增加了治理对象,带来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要坚持从长远出发,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抓住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又正视并积极解决新的治理问题,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提升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党的领导下构建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的制度机制,全面推进治理运行方式、业务流程、服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依法依规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强数字技术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运用,提高突发事件源头治理、动态监控、应急处置能力。 夯实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的技术底座。构建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整体提升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操作系统、软件、芯片、平台等软硬件载体的开发利用,完善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的基础环境。梳理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状,针对重点领域的技术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场景适配,拓展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的应用空间和场景。 强化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的安全保障。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信息泄露、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问题。我们要时刻绷紧数据安全这根弦,加强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的安全保障。完善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等不同层面的法律法规,构建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加强数字技术风险监管,构建风险感知平台,提高数字技术风险综合研判和防范水平,确保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安全、可靠、可控。 来源: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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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解决方案为 BRI 注入活力

专家表示,随着“一带一路”新能源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不断提高,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资源优势,促进新能源合作,推动互利共赢。 据专家和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的合作重点包括风电、氢能、储能等创新技术以及大型光伏电站建设和输电设施等装备制造领域。 中国电力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力表示,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开发新能源项目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如与风能和太阳能一样,具有巨大的勘探和利用潜力。 “BRI 相关经济体的政府在加快绿色能源转型的同时,更加重视建设可持续和安全的能源系统,”张说,并补充说他们正在这些领域寻求全球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投资、贸易、技术、产能等方面高度契合,有利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研究院负责人李军表示。合作组织。 李克强说,10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贸易、投资、装备、技术和标准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 “预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次能源的需求将超过200亿吨标准煤,能源合作前景更加广阔,”李说。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一带一路”低碳投资目前已超过传统燃料,中国企业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 国有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或中国石化)总裁赵东表示,该公司一直致力于通过全球合作促进新能源与油气开发的融合。 赵立坚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热能等可再生资源,是全球绿色能源新的增长点。 他表示,公司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油气勘探一体化开发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合作。进一步推进绿色电力、绿色氢能与石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如利用绿色电力生产绿色氢气,用于石化产业减排。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海滨表示,公司一直在加大对海外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推动清洁能源成为其海外能源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还承接了发电厂、变电站和输电线路等多个建设项目。 截至4月底,国家电投海外发电装机容量884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占比64.5%。该公司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总装机容量达到467万千瓦。 目前,在氢能领域,公司正积极组织中国企业与欧洲企业和研究机构,推进绿色电力领域的技术和标准合作。同时,在智慧能源系统、大型光伏电站、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与阿盟、非盟成员国企业分享技术积累和项目建设经验。 中国电建副总经理王小军表示,公司将不断努力,积极探索涵盖资源发现、项目工程、融资和运营的新商业模式,推动与相关经济体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 资料来源: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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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这位在斯里兰卡创建并出售价值 6 亿美元的企业软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

Sanjiva Weerawarana 是斯里兰卡的成功典范。他于 2005 年创立了企业软件公司 WSO2,在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该公司的年经常性收入 (ARR) 接近 1 亿美元,随后于 5 月以 6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私募股权公司 EQT。 他有时也会为 Uber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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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撒币了 中国为何减少南太平洋岛国金援?

澳大利亚智库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疫情之后大幅减少了对南太平洋岛国和其他区域的援助与融资,而是转向针对邦交国的各类“小而美”的计划,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有意淡出在该地区的竞争舞台。 (德国之声中文网)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週二(10月31日)发布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虽然中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争夺正在加剧,但数据显示,中国已减少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并只将援助给予自己的邦交国。 根据报告统计,自2008年以来,中国向太平洋地区提供的39亿美元援助,主要针对与北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其中包括库克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 美联社分析,中国援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太平洋国家政府对中国贷款缺乏兴趣,因为包括汤加在内的太平洋国家,在向中国贷款之后负债累累。美国先前也曾警告说,中国资金是贫穷国家的债务陷阱,威胁到它们的主权。 报告发现,中国目前只是南太平洋地区第3大援助方,落后于提供了40%援助金额的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贡献一直是在9%左右。 洛伊研究所研究员杜克(Riley Duke)告诉美联社,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太平洋地区政府对中国贷款,特别是基础设施贷款的兴趣已经下降,这显示中国已在援助的竞争中被其他国家击败。 不过,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只向⼀部分太平洋国家提供官方发展融资(ODF),因此中国援助在这些国家仍发挥巨⼤的作⽤。例如,在库克群岛、萨摩亚、汤加和⽡努阿图4国,中国ODF占当地的近20%,显示北京已成为这些国家的第⼆⼤发展资⾦来源国。 然而,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在2016年达到顶峰后,就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而贷款⽀出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太平洋岛国的需求下降,以及传统发展伙伴在提供替代融资⽅⾯的竞争加剧。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现象并不只针对南太平洋地区,而是与中国海外开发贷款活动的全球紧缩趋势⼀致。在疫情之后,中国基本上更是放弃了在海外进行⼤规模的基础设施开发和融资计画。 报告分析,在总体援助金额减少的同时,中国对南太地区的小型专案数量仍在持续增加,这显⽰中国援助采⽤了“小而美”的新概念。 在2013年到2019年,也就是“⼀带⼀路” 倡议提出后的前7年,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援助计画,平均规模达到了每笔4,000万美元。然⽽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援助项⽬平均规模,已⼤幅减少⾄平均每笔仅500万美元左右。 2021年1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阐述了下⼀阶段“⼀带⼀路”倡议的原则,将主要关注点之⼀放在专案⾵险管理,并⿎励中国企业及其监管机构在国际合作中优先考虑“⼩⽽美”的计划。 本月稍早,在“一带一路”十週年的第三届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也不断强调将以“高质量”为准则,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多项“小型民生项目”。 报告统计,⾃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新融资更为减少。 2021年,中国给该地区的发展融资⽀出总额降⾄2.41亿美元,低于疫情前每年2.85亿美元的历史平均值。与此同时,各国在疫情后对于该区域的援助呈现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