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就中国对立陶宛贸易限制和专利议题状告世贸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頇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稳外资、促内需条文被反间谍法一笔勾销？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导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全人类不同文化间和而不同，融合了中国智慧和人类对和平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多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全球挑战方面，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在金砖扩员、G20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在中国提出的所有理念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世界所有人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强调的是所有人所共通的事情、所有族群的共同经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 人类当前面临着四大生存威胁：核战争、环境恶化、全球变暖和不受控的人工智能技术。只有世界各国团结一致，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方能从容应对。在这些方面，中国展现出了领导作用。 在防止核战争方面，中国率先承诺，未受到攻击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始终倡导全面、长期、普遍的核裁军。 在环保方面，1987年，时任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指导联合国框架下的环境保护工作。然而早在那之前，中国就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长期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图片来源：东方IC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欧洲被迫承认需要从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以弥补长期以来无法自给自足的处境。中国在电动汽车生产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解决传统燃油汽车碳排放问题的一剂良药，也是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一步。 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最近，中国已认识到人工智能无序发展的潜在风险，如人工智能脱离人类控制。中国政府正制定应对风险的相关法律。 这四大生存风险影响着所有国家，因此，世界各国都采取应对措施，这是保障人类未来发展的合作重点。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应对挑战，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而中国正在树立一个良好榜样。 中国对这些全球目标的承诺和行动，其更深层次的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驱动性。中国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于2021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现代化社会，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复兴。 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也向世界表明，只要明确重点、下定决心，就可以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中国走在了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列，在支持全球治理机构方面也发挥着主导作用。 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但是仅建立全球共同体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基础。在这方面，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成典范，其目标充满了价值内涵。繁荣也是一种价值观，可以让各国紧密团结在一起。 经贸合作可以加深世界各国人们之间的联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当今世界提供了最佳范例。今年适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这第一个十年里，150多个“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在互联互通、贸易合作和民间交流领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今年8月，金砖国家宣布扩员，新增六个成员国。金砖国家的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口的近一半，GDP占世界总量的约三分之一。金砖国家扩员是国家间扩大合作的典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什么中国采取了如此多举措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儒家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并非偶然，两者均以社会联系为中心，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人与人的关系也跨越了国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和西方在应对当今人类生存威胁时的主要区别。对中国而言，应对生存威胁是党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的首要任务；而在西方，关注这些问题的主要是民间组织，其成员和组织形式往往具有跨国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兴未艾，但重要因素已经具备。从二十国集团…

2023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参加澜湄合作第八次外长会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大臣宋金达。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柬建交65周年和“中柬友好年”，习近平主席两次会见西哈莫尼国王和洪玛奈首相，并同洪森亲王保持战略沟通，充分体现了中柬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两国率先签署新版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示范作用。祝贺柬埔寨独立70周年，很高兴看到在洪玛奈首相带领下，柬埔寨新一届政府施政百日成绩亮眼。中国永远是柬埔寨可信赖和可依靠的朋友，将一如既往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方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支持柬新一届政府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王毅强调，面对国际地区形势复杂演变，中柬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发展中柬友好，坚定不移走团结、合作、共赢之路。双方要充分发挥高层战略引领作用，为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把准方向。要落实好两国高层共识，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鱼米走廊”“工业发展走廊”取得更多可视成果，让中柬务实合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明年是“中柬人文交流年”，双方可以此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涵养友好根基。中国愿同柬埔寨等国家联合打击网赌电诈和跨国犯罪，彻底铲除有关犯罪团伙，维护区域国家的社会稳定。 宋金达表示，柬方高度重视柬中关系，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支持，不会忘记中方为柬抗击疫情提供的帮助。在柬埔寨的发展道路上，中国是一路同行的伙伴，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独立都得益于对华合作。洪森亲王、洪玛奈首相多次会见习近平主席，就加强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各领域合作达成重要共识。柬方正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愿以明年“柬中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人文交流，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访。柬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柬广大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以成功实践驳斥一些域外势力对“一带一路”的攻击抹黑。 双方一致同意密切配合，开好澜湄合作第八次外长会，推动澜湄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来源：M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