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企对华投出“信任票”冀进一步融入中国市场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后，再次把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虽未直言习近平独裁，但认为中国是威权专制国家，不民主。有专家认为，加拿大已经很认清楚中国的真面目，对待中国的态度已经变得更理性了。 由於拜习会释放出美中关系缓和进步的讯号，外界也关心加中关系能否打破冰点？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袖至今没有安排正式会谈时间,亚太经合会闭幕的领导人大合照时，特鲁多和习近平两人站在一起，互动也不热络。 特鲁多随后在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加拿大愿意与中国进行有关两国及世界的对话。但在与中国交往的同时，政府也将确保加拿大人的安全和民主制度。 不过有记者追问特鲁多，是否会如拜登一样，直接称习近平是独裁者，特鲁多解释，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但他仍说： “中国不实行民主，它是威权专制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中国希望两国关系回到正轨，但加拿大“ 要纠正错误，避免进一步挑衅或对抗”。他还说，中国没有利用贸易 “惩罚加拿大”，呼吁要 “理性解读中国和中国的政策”。 前加拿大国会议员赵锦荣说，世人看得很清楚，加拿大一直是温和的国家，从来不会主动挑衅或引起争执，问题在中国，也因此许多国家都与中国产生矛盾。“我们加拿大没有改变，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在西方选举中的干预，他们对思想的控制，以至於今天大家是那麽紧张的一个情况。”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廖长仁则说，所谓的惩罚就是有人做错事，所以需利用必要手段来管理或纠正错误行为，所以丛培武一点都没说错，中国没有惩罚加拿大。 “丛培武说的是对的，他们不是惩罚我们，他们基本上是恐吓我们丶威胁我们，但不是惩罚我们，因为他们没这个资格惩罚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做错。” 廖长仁也说，加拿大人看待中国真的变得理性了，过去一听到 “中国市场” 就认定是个大金矿，不顾一切风险都要栽进去，但现在已知道，中国是个说禁就禁，供应链说断就断的市场。如今加拿大还是继续与中国做生意，加中关系低潮也不影响贸易往来，去年进出口金额又创新高，但如今企业和政府都更懂得把鸡蛋也放在其他篮子里了。 尽管孟晚舟和两个迈克尔已经分别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因为中国干涉加拿大政治和社会的事件不断被揭露，令两国关系持续低迷。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近80%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来源：RF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并在调查研究中扎实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充分地占有材料”“了解社会现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等角度对调查研究的内涵和方法进行了科学表达和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调查研究的本质内涵，坚持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研究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进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换言之，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才能为理论创新打牢基础。在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明确主张，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必须是从调查研究中来。在此指导下，马克思高度重视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于1866年编写了《普通的劳动统计大纲》，1880年又面向法国工人阶级设计出包含99个问题的工人调查表。恩格斯用21个月的时间走访了以伦敦和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十几个城市和乡镇，最终于1845年写出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列宁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状况和俄国实际情况出发，通过进行大量深入调查研究，撰写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认知。 　　 实践是思想之基、理论之源，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从改革岁月到踏上新征程，正是靠着调查研究这个“法宝”，我们党始终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在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只有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才能实现对理论的科学创新和有效应用。事实证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推进理论创新离不开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提出问题。“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现实、不尚实际的思辨体系和书斋学说。针对青年黑格尔派醉心于抽象思辨的研究路向，马克思批判道，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为解决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转变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研究方向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以“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的决心，深入工人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工人运动，完成了《资本论》的写作。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实践调查，更离不开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批判。针对马克思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列宁曾这样总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继承马克思以问题为导向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俄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并得出“一国胜利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进而使科学理论转化为崭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调查研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正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首要问题，从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认清各阶级的不同政治态度，为解决中国革命目标、道路、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敏锐捕捉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一系列长期积压及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新征程上，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调查研究，以高度的自觉正视和发现问题，以高超的眼界审视问题的复杂性和真实性，精准筛选大问题和仔细甄别问题真伪，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引领。 　　 通过调查研究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这明晰了“实践”是调查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关键纽带，即通过调查研究这一“实践的方式”，才能发现问题，进而发挥“人的实践力量”解决问题，才能检验调查研究成果的真理性，才能在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中推动理论创新，最终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造世界才是调查研究与理论创新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的阶段性终点，而新的理论创新则在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中继续进行。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开展深入研究，摸清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应对之策”，进而“形成符合党中央精神的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强调全党应当“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在调研中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在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可见，充分占有材料、及时发现问题、深入分析问题、切实解决问题的过程，既是秉持科学方法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过程。调查研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注重调查研究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鲜明特征。 来源：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