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頇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稳外资、促内需条文被反间谍法一笔勾销？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洛杉矶 — “遇到瓦斯爆炸，大部分人都跑不出来。如果遭遇地下水，生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命。如果冒水不多，刚到胸口，人就死不了；如果水量比较大，人就会被活活淹死，” 已经在山西省晋城市北石店一家国营煤矿矿区办了30年培训班的郭超告诉美国之音。 上个星期，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一座煤矿发生激烈岩爆，导致11人丧生。几周前，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业大楼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今年8月，陕西省一座煤矿爆炸也导致11人死亡。9月份，贵州省发生煤矿火灾，造成16人死亡。在2022年，据中国矿山安全管理局报告，全国有 245 人因矿难而失去了生命。 在河北省邯郸市南黄沙村的峰峰矿区，拥有两个私人煤矿的老板高桂花向美国之音表示，煤矿事故导致的矿工死亡十分常见，政府公布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峰峰矿区除了三矿、四矿、五矿等规模较大的矿井，其他多为小型矿井。我们家1987年开始涉足煤矿行业，拥有一个中大型矿，每个班次需要下井四十多名工人，另有一个小型煤矿，每次下井约十五六人。1998年，由于矿井开采完毕导致坍塌，煤产量减少，到了2000年左右，煤矿的经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当时，我妹妹在煤炭公司工作，有相关地图和图纸，因此能够找到尚未开发的矿区。在这个行业干，需要有‘路子’，”高桂花告诉美国之音。 “当矿工，日常工作环境就是‘四面石头加快肉’，每天心里都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在我们行业，所有矿工和家属都知道，最怕夜里喊门，现在怕睡着了来电话，包括家属在内，只要是夜里有电话，马上就会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绝对没好事，” 现年48岁，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河南煤化集团下井矿工李小刚说。 “不管大矿还是小矿，死人几乎是家常便饭。附近的一个黑心老板矿上死了三个人，花三百买通了目击者，说是失踪了。从表面上看，一开始国家就成立了监督机构，但因政府的集权性质，只要有人想开矿，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就可以偷偷开，而地方政府也会为其提供保护。每个矿每年向政府缴纳大量资金，所有政府开支的钱就都有了，”郭超说。 郭超还说，尽管煤矿事故导致人员死亡是常有的事，但是为了维护地方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通常会积极协助掩盖真相。常规操作是，发生事故后，煤老板会主动联系受害者家属，邀请他们来矿区协商赔偿事宜。他说他们矿上的赔偿金额通常在每个人3-6万元人民币之间。 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河南煤化集团下井矿工李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一旦发生矿难，领导就拿钱来解决问题。他说，很多事情“民不告官不究。悲剧避免不了，钱能摆平一切。” “为了不影响业绩和政绩，领导都会拿钱封口。只要人不说，上面就不知道。有些家属不同意，就往上加钱，直至对方妥协。企业领导和地方官员官官相护，无论多少条人命，钱都能摆平。从两年前开始，集团开始拖欠工资，原本每月15号之前发的工资被拖到月底发，养老金和公积金每月都扣，养老金却刚补到2016年，住房公积金才交到2018年，这些在社保网都能查到。2023年，当有矿工退休的时候才被告知单位的养老金还没有补缴齐，现在无法办理手续，有些同事去省里上访，信访局根本不管，”李小刚说。 李小刚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父亲就是在煤矿上去世的。他自己也已经当了20多年的矿工了，虽然至今安然无恙，但是却亲眼目睹了很多工友在采煤作业中死于非命。 “1997年，我们一个班上20多个人，凌晨4点下井工作，那个时候，矿井深达300多米，而如今已经达到了800多米的深度。矿井榻顶了，落石的时候全员来不及撤退，3个工友被直接砸死，等到5点多营救出来，人都死透了……2008年，国家矿井重组，禁止个人经营，小矿归大矿，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的一座小矿遭遇水灾，一个矿上40个矿工，有17人下井，无一幸存，全死了……” 李小刚回忆称，2008年派他们去营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天，仿佛只是在走过场。当把水抽干，排除污水后，他们拖出的是一具具尸体。 “干我们这行的人都是因为生活过的苦，不去干，等死，你去干，找死，矿上出事故是十有八九，说不定自己哪天就死了。但为了老婆孩子能有吃有喝，只能是拿命换钱，父亲在矿上去世后我和哥哥都辍学了，只拿到几万块钱赔偿，但可以接替他的工作，当时，除了当兵和矿工，其他行业都发不出工资，家里连吃的都没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李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