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拳击称霸亚运会


阿斯塔纳、北京、首尔 (20/2 – 60)

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亚运会拳击的霸主,自1994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共获得8枚金牌,总奖牌数达到20枚。哈萨克斯坦在亚运会上夺得拳击金牌几乎已经成为传统。 哈萨克斯坦于 1994 年首次参加亚运会。此后,拳击为中亚国家赢得了金牌。

1994年,日本广岛,Nurzhan Smanov(次中量级)和Kanatbek Shagatayev(轻中量级)是哈萨克斯坦的金牌获得者。 四年后在泰国曼谷,三名哈萨克斯坦拳击手夺得金牌。 他们是 Yermakhan Ibraimov(轻中量级)、Vyacheslav Burba(中量级)和 Mukhtarkhan Dildabekov(超重量级)。

2002 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运会上,又有两名哈萨克斯坦拳手夺得金牌。 他们是 Nurzhan Karimzhanov(轻次中量级)和 Gennady Golovkin(轻中量级)。 事实证明,戈洛夫金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获奖最多的拳击手。 他于 2006 年转为职业选手,成为两届统一冠军,并多次获得中量级世界冠军。

哈萨克斯坦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2006 年亚运会拳击比赛中获得金牌的传统得以延续。 但他们只通过 Bakhyt Sarsekbayev(次中量级)赢得了一枚金牌。

在 2010 年中国广州亚运会上,哈萨克斯坦又获得两枚拳击金牌。 金牌得主是 Daniyar Yeleussinov(轻次中量级)和 Serik Sapiyev(次中量级)。

巅峰之作发生在 2014 年韩国仁川亚运会上。 哈萨克斯坦是那场比赛中拳击最好的国家。 他们赢得了伊利亚斯·苏莱梅诺夫(蝇量级)、丹尼亚尔·叶列乌西诺夫(次中量级)、扎尼别克·阿利姆哈努利(中量级)、阿迪别克·尼亚津姆别托夫(轻重量级)、安东·平丘克(重量级)和伊万·戴奇科(超重量级)的 6 枚金牌。 哈萨克斯坦又一个黄金一代的拳击手出现了,詹尼别克·阿利姆哈努利追随根纳季·戈洛夫金的脚步。

Alimkhanuly 在 2016 年转为职业选手,至今仍保持着 13 场不败的战绩。 这位 29 岁的选手自 2022 年以来一直保持着 WBO 中量级冠军头衔。哈萨克斯坦亚运会拳击金牌传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巨港站止步。 2018年亚运会,共有10名拳击手代表哈萨克斯坦参赛。

没有人能够赢得比赛,该国只获得了两枚银牌。 哈萨克斯坦希望从低迷中崛起。

哈萨克斯坦拳击联合会主席凯内斯·拉基舍夫承诺,在他们前往明年 9 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 2022 年亚运会时,要提高国家拳击队的自信心。 去年 11 月,他们的运动员在约旦安曼举行的 2022 年亚洲拳击锦标赛上的表现让拉基舍夫感到振奋。

哈萨克斯坦以 6 金 7 银 8 铜的成绩获得总冠军。 “我们将继续与运动员合作,因为我们期待在中国举行的亚运会和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世界杯(男子世界拳击锦标赛),”拉基舍夫说。 “我参加了在安曼举行的比赛,我注意到在金牌争夺战中,当距离最高水平只差半步时,我们的拳击手出于某种原因就停下来了。”

“我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著名教练拉迪斯拉夫·甘达帕斯,研究他们的心理,提高他们的自尊心并相信自己。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他说。

继去年 11 月在约旦取得成功后,哈萨克斯坦在国际拳击协会 (IBA) 的排名中升至第一位。 “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结果,”拉基舍夫在评论排名上升时说。 “我们已经设法组建了专业的教练和管理人员,提高了体育的声望,并激励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我相信哈萨克斯坦拳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哈萨克斯坦有很多有潜力的拳击手,他们有可能成为 2022 年亚运会的金牌得主。 在2022年亚洲拳击锦标赛上获得金牌的Sanzhar Tashkenbay(最小量级)也在2021年青年世界锦标赛上获得金牌。 另一位是 Aslanbek Shymbergenov(轻中量级),他在 2018 年亚运会上获得银牌,并在 2022 年亚洲拳击锦标赛上获得金牌。

不仅在男子组,哈萨克斯坦在女子组也有几名才华横溢的运动员。 Alua Balkibekova(最小重量级)、Zhaina Shekerbekova(最轻量级)和 Karina Ibragimova(羽量级)均在 2022 年亚洲拳击锦标赛上获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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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确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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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视界:对习不满和失望,中国当下社会情绪处于某种临界点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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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中国对台威胁增,统一在台没市场;专家解读台湾蓝绿白看法差异

华盛顿 — 台湾一个新发布的学术调查说,台湾民众有超过9成压倒性的多数支持维持台海现状;支持台湾与中国“尽快统一”的比例降至“几乎是零”,而赞成台湾“尽快宣布独立”的人也极少。学者在解读不同政治光谱民众的看法时说,整体趋势显示,与中国统一在台湾没有市场,台湾也极不可能是打破现状的一方。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日发布了最新的“美国肖像”(American Portrait)调查结果,在关于台湾人对台美和两岸关系的看法中,有过半数台湾人(55.7%)认为近年来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有所增加,但绝大多数台湾人(82.7%)都认为近年来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在增加。 美、中可信度不高 在针对美中两国的可信度调查中,有过半数台湾人(55.3%)不认为美国是一个“讲信用”(中文问卷用词)国家(a credible country),有同样比例的人也不认为中国是一个“讲信用”国家,不过认为美国“讲信用”的人(33.9%)要远超过认为中国“讲信用”的比例(9.3%)。 “美国肖像”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吴建辉在2021年开始针对美、中、台关系发展所进行的调查,其目的在于理解美国对台政策对台湾人的看法有何影响,今年发布的是第三波的调查结果,前两次调查分别在2021及2022年。这波问卷调查由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执行,在今年9月14到19日通过电话对全台湾的1,211名成年人进行访问。 2023年的调查是在吴建辉主持下,与欧美研究所研助理究员李语堂、中研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文钦及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潘欣欣共同进行,11月8日发布了调查结果的摘要。 美对台政治信号以军事行动最有效 星期一(11月20日),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针对“美国肖像”的调查结果举行的线上讨论中,潘欣欣说,在针对美国对台发出的各种不同政治信号效果时进行比较时,调查发现过去几年来美国对台湾的各种安全支持,包括军事援助、对台军售、美国高层官员访台、总统支持台湾的言论及美国空军、海军的常态巡逻等,其中最有效的是定期海、空巡逻,其次是美国总统对台承诺的公开言论,接下来是美国高层官员访台,有超过6成的台湾人认为这些做法对于确保台湾安全最有效。 由于近年来台湾社会有“疑美论”的现象,一些人对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否可信存在疑虑,调查发现台湾人对美中两国的可信度看法都不高。潘欣欣解释说,此前由于俄乌战争的爆发,台湾人对美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的看法在2022年的查中较前一年大幅下滑了11个百分点(45.35%降至34.03%),不过在2022到2023年的调查中,台湾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致维持稳定(依次为34.03%、33.95%)。 她说,经过进一步对政党支持者进行分析后,调查显示认为美国“讲信用”的人以民进党支持者居多(82.8%),国民党和民众党支持者较少(同为16.6%);而认为中国“讲信用”的,则以国民党支持者居多(20.3%),其次是民众党支持者(7.4%),民进党支持者最少(1.9%)。 九成以上要现状 统一无市场 潘欣欣也提到,在这一波调查中针对台湾人对统一与独立的看法上,仍然以赞成“维持现状”者占绝大多数(91.41%),这其中包括“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8.15%)、“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28.36%)、“永远维持现状”(29.19%)、“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25.71%);而赞成“尽快统一”(0.56%)和“尽快宣布独立”(3.92%)的都只占极少的比例。 “所以我们仍然见到(台湾)这里有压倒性的多数人口在他们的海峡两岸关系偏好方面仍然非常保守,那个趋势过去三年来一直都维持稳定。支持与中国‘尽快统一’的比例降到几乎是零。所以台湾并没有支持与中国统一的政治市场,”潘欣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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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通信威胁 学者:美中竞争犹如第二次冷战

10月12日,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邀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官员及相关专家座谈,探讨如何应对中国的通信安全威胁。 2021年,美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及大华技术等中国通信及监控设备厂商的产品进口到美国或在美国销售和使用。 2022年,美国又进一步关闭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太平洋网络及中国联通在美国的业务。 本周四,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通信产业的威胁等议题,举办线上座谈会。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网路安全顾问的史坦曼(Joshua Steinman),现在是网络安全公司Galvanick的共同创办人。他认为,和中国通信商做生意就是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中国许多法律规范要求在中国境内做生意的公司,替中国的国内及海外情报秘密服务,这意味你不能信任中国的硬体及软件设备。〞 史坦曼指出,只有透过关税抵制中国的通信威胁,让使用中国通信产品的美国公司付出代价,才能激励美国的通信产业及教育改革。 美官员:美中通信竞争要从产业链着手 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委员西明顿(Nathan Simington)则表示,要在技术上与中国展开竞争就不能只靠禁止使用中方设备,而是要从整个产业链着手。 西明顿说,中国通信商除了常常进行商业间谍活动外,还拥有强劲的研发及制造能力,中方相关企业不仅参与了全球10%以上的基础建设,美中之间的IP网络连结也在2015-2022年间,以超过4倍的速度快速增加:〝如果我们让自己的科技落后于人,那就是在替自己制造无法解决的国安问题。〞 面对中国通信业快速发展,西明顿认为,美国要发挥目前既有的优势,透过加强市场规范,扩大影响力。例如,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卫星通信市场,信息能在全球自由传递,不受它国监控。这样的商业吸引力,应该要好好利用。 曾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副总法律顾问的数据隐私专家达斯古塔(Sohan Dasgupta),现在是塔夫托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也认为,除了对中国祭出制裁措施,也得在技术上与中国平起平坐,在美国境内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如果我们的研发能力落后其他国家,就只能靠敌对国家维持通信供应链”。 学者:美中竞争犹如第二次冷战 中国通信业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不仅体现在商业竞争,也包括军事情报的搜集及分析能力。而美国在全球80多个国家及地区拥有大约750个军事基地,通信安全问题尤其突出。 对此,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