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数十万共产党员被民族主义者赶出中国南方，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作斗争。只有五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 8000 英里的“长征”中幸存下来。孙淑云出发寻找为数不多的幸存老兵
五月的一个明媚早晨，王全元醒来，心中涌起一丝幸福。她和新晋军官丈夫度过了一个难得的夜晚。在四川省他们临时居住的木屋外，她可以看到一片蓝色的湖泊，周围是大麦田，后面是高耸的雪山；她来自的地方没有雪，在她看来，雪就像糖一样。那是 1935 年，长征的第二年。王的婚姻无法承受未来的逆境。如果她知道，她可能会在希望通过为丈夫生下孩子来让他们的结合更加紧密的愿望和对怀孕的恐惧之间左右为难——怀孕是中国长征途中女性最大的恐惧之一。
几周后，当她来月经的那一天，“我感觉好像脖子上的一块磨石被卸了下来。我立即爬上一棵桑树，摘了一团树叶。站在那里，我想向全世界大喊，‘我没有怀孕！我没有怀孕！’”她说，这些女人“比瘟疫更害怕怀孕”。
当我在重走长征路途的起点处找到她时，现年 91 岁的王女士回忆起那段时光，她那温柔的脸上仍带着痛苦的神色。长征是新生的共产党及其军队进行的 8,000 英里长途跋涉，后来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开国传奇，是忍耐和勇气的象征。1934 年开始的艰苦卓绝，当时红军不得不离开他们在华南的根据地——毛泽东曾在那里领导过一个短命的共产党政府——以躲避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屠杀。长征的 20 万行军中只有五分之一活了下来。两年后，红军在中国贫瘠的西北部重新集结，到达了行军的终点，共有 4 万人。据信，如今还活着的不到 500 人，他们都已是八九十岁高龄。
我开始追寻他们走过的路线，想了解传说背后的真相，寻找幸存者，揭开他们的故事。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和革命后几十年的数百万中国年轻人一样，从小就听着长征英雄的故事长大。他们告诉我们，要淡化我们的困难，要“想想长征者”。
十个月来，我主要乘坐公共汽车和火车，穿过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地区，找到了 40 名长征老兵。与他们交谈后，我了解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克服的困难实际上比我们听说的要大得多，尤其是妇女。他们描述的一些现实也与神话不符——也许最不符的就是长征儿童的命运：被遗弃的孩子、在途中出生后被匆忙收养的孩子、被招募为新兵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跟不上进度，有时会被遗弃。
游行队伍由不同的武装纵队组成，沿着不同的路线行进。王是被选中加入毛泽东第一军 86,000 名士兵行军的 30 名女性之一。其中六名女性在行军开始时怀孕了；她们必须用担架抬着。“想象一下，肚子比西瓜大一倍，”王回忆道。“怎么能打敌人？真是笑话。”这些孕妇不能被留下，因为她们是党内高级领导人的妻子，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你可以说，其他未婚女性，如王和她的战友，被带上行军是为了转移人们对领导人妻子享受特殊待遇的批评，因为军队的规定是不能招收女性。
王军在行军途中看到一名妇女临产，婴儿的头悬在外面。另一个妇女在蒋介石的军队紧追不舍、炮火如雨下的情况下艰难分娩。仿佛害怕这个暴力的世界，婴儿拒绝出来。后卫部队的整个团奉命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损失了十几名士兵。然而，尽管妇女们承受了这么多痛苦，却不被允许留下她们的婴儿。这是第一军的规定：婴儿啼哭会危及部队。这个小男孩的出生夺去了十几名士兵的生命，他被留在了废弃房屋的一张稻草床上，他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1935 年初春，贺子珍生下孩子，也是同样的命运。这是她第三次被迫抛弃孩子。她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后来她和毛泽东不得不逃离游击根据地，把孩子送给了一位农民妇女。接下来是小毛，他长得和父亲很像，因此得名。第一军开始长征时，他才两岁。没有人愿意带小孩，就连毛泽东也不行。
贺子珍哭着把小毛交给了她姐姐照顾，她姐姐是毛哥哥的妻子。毛甚至没有跟儿子道别。他不知道六个月后他的哥哥会在战争中牺牲，并带走了他为了安全而将孩子转移到何处的秘密；他甚至没有告诉他的妻子。贺子珍几乎无法再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距离她离开小毛仅仅过去了四个月。
当有人问她该给女孩取什么名字时，她摇摇头，她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婴儿裹在一件夹克里，被交给一位老太太，她是唯一一个听说红军来了却没有逃走的人。起初她拒绝了，说她没有奶水，不可能照顾孩子。但当她看到作为报酬的一把银元和几碗鸦片时，她改变了主意。多年后，贺子珍仍然为自己的决定而苦恼：“我甚至没有好好看看我的孩子。我甚至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出生的。”
1935 年 6 月，第一军与另一支纵队——第四军在四川会师。包括王全源在内的为数不多的第一军女兵感到十分惊讶——第四军有数千名女兵，甚至还有一个女子团，王全源后来指挥了该团。鸦片是主要原因：在四川，家家户户都种植鸦片，大多数男人都是瘾君子。孩子们也常常如此：当他们哭闹或生病时，父母会给他们吸一口鸦片让他们安静下来。女人也会吸烟，但远不及男人，所以第四军别无选择，只能招募女性。
严禁普通士兵混入女子部队的规则确实保护了这些女性，但却无法保护她们免受敌人的伤害。后来，女子部队中的许多人被西北的穆斯林军阀军队抓获并强奸。我见到吴庆祥时，她已经 82 岁了，一想起自己 12 岁时在宣传表演团的经历，她仍然不寒而栗。“他们带我们去后，我们听到他们说，‘红匪真的很照顾他们的女性。她们每个人都是处女。’”另一名女子部队老兵、强奸受害者冯玉祥住在离吴家不远的一个村庄，他也告诉了我同样的故事。我可以想象，在经历磨难后，他们在黑暗的角落里听到这些话时会颤抖不已。
在第四军，女兵从一开始就可以带着孩子和丈夫——如果没有他们，她们就会失去一切。有些男兵带着整个家庭，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后面，可能会被政府军队杀死。年龄较大的孩子被雇来当勤务兵、信使、卫生员和号手。“当你看到男人背着孩子，或者婴儿从马车里探出头来时，你会怀疑我们是不是一支真正的军队，”女子军团的指挥官马海迪切说，她今年 90 多岁，住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的一个穆斯林小镇。
她记得一位母亲走在前面，一手抱着一个男孩，另一手拿着一个床单；后面一个女孩背着弟弟。几天后，她又见到了那位母亲，但没有见到孩子们。“也许她把孩子们送人了。那么她的孩子就幸运了，”马静静地说，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进入四川最西部的草原，那里没有食物，也没有村庄可以收留被遗弃的孩子。他们仅有的一点食物都留给了士兵。即便如此，马所在部队的大量女兵还是死了。“很多次，我饿得站不起来，”她说。“死比生容易。它太诱人了，离我只有一口气。”但看到一个女人因为无法忍受孩子饥饿的哭喊而把孩子淹死在沼泽里，她还是感到震惊。
第二军司令员贺龙刚刚出生的女儿何洁生就比较幸运。她的父亲带着她一起去，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家庭来收养这个三周大的婴儿。抱着她很辛苦。她的母亲说：“我的孩子比机关枪还重！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宁愿带枪。至少如果敌人追上我们，我还可以战斗。”贺龙试图帮助抱着她，但孩子太饿了，她会钻进他的胸口，寻找母亲的乳房。幸运的是，贺龙发现鱼很多——生活在四川草原的藏族人民不吃鱼。这个女婴活了下来，成为完成两年行军的最年轻的人。现在她已经 70 岁左右，住在北京，回首往事，她成为了中国军队中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红军还招募了大量年轻的新兵，他们被称为“小红魔”，大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王认为，第四军十万大军中只有五六千人，第一军也差不多。李文英行军时只有 14 岁。她被卖为童养媳，被残忍的婆婆困住。和许多“小红魔”一样，她参军是为了吃顿好饭，偶尔吃点猪肉。“我小时候，我们看见猪跑来跑去，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味道。只有地主才能吃得起。”
沿着长征的路线，我在四川的档案馆里看到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由国民党官员编制，详细记录了被遗弃在各自县城的红军散兵。我看着这份名单，心痛不已。他们中一半人都才十几岁，最小的只有九岁。在偏远的四川草原，我找到了其中一人，桑洛，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十三岁时加入了远在湖南东部的贺龙部队，但在草原上，他跟不上行军的步伐。一天早上，他醒来时，部队已经走了。他们留下了一千多名伤病员和年轻人。“我哭喊着。红军就像我的父母。他们怎么能就这样抛弃我？”
他的年轻拯救了他：草原上的藏族家庭喜欢儿子，或者可怜这些孩子。他被一个喇嘛收养，由他的母亲照顾。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与世隔绝地生活在没有其他汉人的牧场上，他不再会说汉语，也不记得家乡的村庄。我面前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完全是一个藏族人，他布满皱纹的脸和他的长袍一样呈深红色，手指因游牧民族所患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而弯曲。他很感激自己能活下来：和他一起被遗弃的人大多死于饥饿或被当地人杀害。在我告别时，我问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藏人。他回答说：“这有关系吗？”
那些父母出发时被留在原地，却从未被带上行军的孩子又怎么样呢？他们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根据地后，屠杀了共产党同情者，并经常将托付给他们照顾的孩子肢解或砍成碎片。照顾留守儿童的家庭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有些会把孩子卖掉，或者躲起来。而另一些人则对他们照顾的孩子产生了感情，无法面对父母回来后失去他们，所以他们搬到了其他地方。结果，很少有红军行军者再见到过他们的孩子。
1949 年共产党上台后，贺子珍（此时已不再是毛泽东的妻子）和她的姐姐、弟弟试图寻找毛泽东遗弃的三个孩子。贺子珍的姐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当时她怀着一个男孩，那个男孩被认为是小毛泽东，但这个孩子已经被另一个老兵认领了。贺子珍的弟弟以为他找到了大女儿，然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小毛泽东。贺子珍赶到南京看望这个男孩，她确信这是她遗失的儿子，因为她发现这个男孩耳朵油腻、腋下有异味，她说这是她和毛泽东的五个孩子的共同特征。但是这个小男孩也被别人认领了，而且得到了党的认可。为了不失去这个孩子，贺子珍决定把他和认领他的父母分享，保持密切联系，给他送去爱和礼物。但她一直无法摆脱这个念头：这是她和毛泽东唯一幸存的儿子，尽管毛泽东早已放弃了他们两个。痛苦和失落让她终其一生都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几十年后，寻找仍在继续：2003 年 11 月，两名英国年轻人向世界宣布，他们可能找到了毛泽东在游行中失散多年的女儿，这一消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证明她身份的唯一方法是测试毛泽东唯一已知幸存女儿的 DNA。但她拒绝合作。有这么多人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亲人，也许失去她的痛苦永远无法治愈，无论是对毛泽东的家人还是对所有其他游行者来说。
那么王的情况如何呢？她一生都想着要孩子。但是，和我交谈过的三分之二的女性幸存者一样，行军途中的条件——无休止的饥饿、山里的严寒、在崎岖的地形上不停地行军——使她无法生育。她收养了七个孤儿，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她，说她毕竟不是他们的母亲。她唯一的安慰是，其中两个孤儿结了婚，继续和她生活在一起，在她年老的时候照顾她。她很遗憾自己不能生孩子；但她最后对我说的话是：“这是为革命付出的一点小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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