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今年中国经济的多项指标都严重下滑。虽然中国官方始终坚持稳中向好的论调，但民间舆论哀叹、恐慌的声音不绝于耳，国际社会也对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复苏屡屡表达失望。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1978年打开国门四十五年后，中国如何才能继续改革开放？ 日本福岛核处理水上周开始排海，在一些中国渔民的带货直播间，不少网友也开始抵制他们的产品，有渔民情绪崩溃，惨痛地呼喊到，“15年的努力，什么都没了”。有网友在转发这类视频时感叹说，这是觉得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 “经济还不够差吗？”这句话放在改革开放四十五年后的中国，大概是回响声最大的问句之一。人们眼目所见，到处是经济萧条的征兆。 房市从去年就开始垮塌了，今年上海的豪宅挂上市半年都无人问津。大企业债务接连暴雷了，这边碧桂园刚被披露交不出土地出让金，没过几天恒大就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了。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国家统计局干脆从7月份开始不再发布青年人失业率的统计。 中国头七个月的进出口在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按人民币计价是略微增长，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按美元计价，实际是进出口双降。 经济下行的局面虽说千头万绪，但挑出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能触摸到经济困局的实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分析说，进口下降可能说明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转变，比如从进口原材料转向进口消费品，这并不是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的下降，“现在看来中国出口削弱是早于世界经济的疲软。过去我们看到过的是，当世界经济疲软的时候，中国出口状况却很好。所以，这是中国出口表现的一个转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暗示的可能是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 当史剑道提及中国竞争力下降时，他认为，这可以从工业生产率上去找原因。 症结是工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8月初在第一财经网上透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工业化迅猛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这为同期的GDP增长贡献了近40%；但从2010年至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8%，还不到此前的一半。 生产率的降低对于工业化国家并不罕见。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也都无法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这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构成了挑战。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并不例外。在生产率增速降低到2%以下后，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从前三十年的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并且延续至今。 但与较低生产率相应的是，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明显偏低。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的首份《中国经济报告(2020)》，在各项创新指标中，中国的国际专利数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市场规模虽然都处于国际最前沿（前1%），但互联网普及度、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和附加值率相对滞后，处于全球后50%行列；尤其研发强度与世界最前沿国家的差距是57%。 对于中国较低的工业生产率，史剑道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包括资金的投入和劳动力供给，“在资金方面，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偿债，这意味着，新的工业生产能获得的资金就存在问题。” 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多年的跟踪数据，中国总体债务多年来一直在迅速上升，2022年比前一年增长了11%，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创纪录的285%；他们估计这个比率在2023年可能还会上升1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区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3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但在10年前的2014年，这个数字还是16%；更早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201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为题，他在其中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显明了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人口红利消失、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提高缓慢、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等等。…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来源：VOA